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中，一、二、三產業中，第三產業產值和就業，相對于發達國家的水平顯得太低，比如，美國第三產業的產值和就業，占GDP和就業人口總數的比重均超過70%，中國2008年的數據僅為40%和33%，也正因為此，國內學界和政策部門認為必須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只有第三產業發展起來了，社會就業才會提高，農民進城就不愁找不到工作，中國的城市化建設就可以加快。
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占中國GDP的比重連續下降，今后還會下降，目前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已經只有10%左右。如此之低的產值與如此之多的農業人口，是導致“三農”成為問題的一對基本矛盾。只有當農民大量轉移出來，僅留下較少農民來分享越來越少的農業GDP時，農民的經濟收入才可能相對較好。不過，農業主要是生產與人們基本生活密切相關產品尤其是食品的產業，農業是一個社會的基礎產業，農產品消費構成了任何一個家庭最為基礎的消費。從恩格爾系數即從食品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來看，即使在發達國家，食品支出也要占到家庭支出的三成以上，一些發展中國家要占到五成，中國目前農村的食品支出約占到農民家庭支出的四成。
中國當前農產品價格極其便宜，絕大多數國民都可以解決溫飽問題。這一點很重要，一是基本營養是身體健康和國民素質的基礎；二是正是廉價農產品，使進城務工的農民可以廉價生活在城市，而廉價勞動力又構成了中國外向型經濟成功的重要基礎。當然，廉價農產品也使中國城市貧困人口可以有較為充足的副食品，可以消費得起鮮活農產品；三是農民往往營養良好。
尤其重要的是，中國農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多數，這些生活在農村的人口，雖然都是人均耕地面積極少的小農，但這些小農因為有土地，就可以自給自足。
構成中國GDP最大比重的是第二產業，其中外向型的“中國制造”又是其中最大的一塊。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制造”因其廉價而可以占有世界市場。不過，“中國制造”也正是憑借廉價優勢才占有了世界市場。“中國制造”的重要特點是其技術含量低、產品低端，是組裝產業甚至只是“代工”企業，因此是高度競爭性的產業。因其低端高競爭，而使“中國制造”既無法獲得壟斷利潤，也無法實現高附加值，且“中國制造”必須廉價才能在消費市場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恰恰中國勞動力廉價，且土地制度有優勢，而使中國可以生產出幾乎是世界上最廉價的消費品。
中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不多，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業就不多。“中國制造”的絕大多數都集中在低技術、高競爭的未端制造加工組裝行業，因此只能是低利潤的。中國要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的戰略產業，但這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且需要國家正確的產業導向與支持，需要中國社會足夠的耐心。在“中國制造”仍未成功變身“中國創造”前，中國第二產業即使創造出巨額的GDP，也不能帶動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其中的關鍵是“中國制造”無法承擔起工人的高工資和社會保障，第二產業的就業者因此無法為第三產業提供消費能力。反過來，正是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為“中國制造”占據世界市場提供了前提。
當中國經濟結構在世界經濟結構中所處位置未變時，中國能利用“人口紅利”來實現“中國制造”占據世界市場，就應該是一個極大的成績。當然我們不滿足于“中國制造”，而要“中國創造”，但“中國創造”是未來的理想，不可能一蹴而就，現實則是“中國制造”，我們的一切考慮必須從現實出發。只能在細心維護“中國制造”的基礎上，耐心培育“中國創造”。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30年，“中國制造”仍然需要依靠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來維持其在世界市場上的主導地位，并為中國換回升級到“中國創造”的資源。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是否出現了“劉易斷拐點”，及“人口紅利”是否已經吃完，并非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我們的制度設計要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如何繼續保持“中國制造”的優勢，二是如何將“中國制造”所獲資源用于發展“中國創造”。
以上兩點，都意味著中國不應該將經濟發展的重心置于消費性的第三產業的發展上，更不能置于投機性的房市和股市上。保持“中國制造”優勢的關鍵是中國能否繼續提供大量源源不斷的優質廉價勞動力，而發展“中國創造”的關鍵是在遏止投機性產業過分膨脹。
在“中國制造”不能為勞動力提供高工資和高保障，不能為國家提供高稅收時，消費性的第三產業就發展不起來，服務業的高就業就沒有前提。城市就業機會因此不多，大量農民進城的結果可能就是大量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