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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結構第三個層面的內容，就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嚴重失衡的主要標志是居民個人增長速度太慢，國家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增長速度在總體上都高于居民個人增長速度。
魏杰認為，在這種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下，必然導致需求結構的失衡。因為居民個人收入占比較低，消費就難以快速增長。
要調整這一結構，就要做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只有相應地降低國家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總量一定的條件下，居民個人收入才能夠提高。具體做法有四點：
第一個，減稅。目前減稅的數量太小，沒有讓國民切實享受到減稅的好處。比如說去年居民減稅2200億元，這一數量只相當于國家征收的利息稅。
第二個，退稅。魏杰說，去年全國退稅退了400多億元，還是太少。為什么多了退不下去，因為是用家電下鄉的辦法進行退稅，結果其中一些家電產品過時、型號落后，農民不愿意購買。
第三，提高個稅起征點。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了，老百姓收入就會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會相對減少。中國現在起征點是2000元，過低，相當于讓窮人承擔了大量的稅款。
第四，在社會保障資金的募集上國家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據魏杰介紹，北歐國家在社會保障資金募集里，國家承擔的比例占到總資金的55%。他說，如果在社會保障資金募集上不是國家承擔責任，而是讓居民和企業承擔責任的話，社會保障制度越完善消費就會越低，因為等于把老百姓的錢拿去搞了社會保障，于是就沒有錢用于消費。
魏杰提出，今年減稅6000億元，退稅3000億元，個稅起征點提高到3000元，社會保障資金的募集國家占到55%。那今年居民個人年收入增長可以增加5—8個百分點。據他解釋，之所以提出減稅6000億元，是按照上年財政收入的10%提出的。退稅3000億元，是按照上年稅收的0.5%提出的。
魏杰說，如果能夠按照他的模型推進的話，居民個人收入增長速度將快速提高，但關鍵是能不能推動。為什么類似的調整遲遲不動？因為還有一些別的因素需要考慮。比如說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的增長可能會產生巨大的國際摩擦，未來無論是國防開支還是外交開支都可能增長。
其次，如果要調整企業利潤和勞動收入的關系，還要增加勞動收入減少企業利潤。
除了上述兩點，魏杰提出，要真正提高居民收入，還必須提高老百姓的財產性收益。居民收入由兩部分構成，一個是勞動性收入，一個是財產性收入。當一個國家居民收入里邊勞動性收入占的比重太高的時候、居民就很難富起來。研究發現，美國人收入里邊，勞動性收入占50%左右，財產性收入占40%左右，所以國民比較富有。中國的人均收入里邊，財產性收入占的比例只有1.8%，所以富不起來。
但是這條調整的思路，又引發了兩個非常尖銳的爭議。一個是老百姓沒有財產，怎么提高財產性收益。能不能讓老百姓享受到國有資產的收益。第二個爭議，財產性收益無非兩塊，動產收益和不動產收益。動產收益有賴于資本市場，不動產收益有賴于房地產市場。所以要提高人們的財產性收益，必須活躍股市和房市。但是又要防止資產泡沫出現，這也是一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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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結構調整的兩個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