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將成為世界各國調整經濟結構、尋求世界經濟合作新模式、順利完成退市最優戰略，從而真正走出“危機”的關鍵一年。但是，世界所面臨的挑戰依然沒有找到合適的應對辦法：一是全球金融市場和貨幣體系發展的嚴重失衡，客觀上給美國金融機構帶來了“金融創新”濫用的外部環境，在目前沒有出現可以與美國市場抗衡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前提下，世界該如何監管美國在管理財富上惡意利用自己的“壟斷”力量？二是經濟全球化環境下不斷推進的國際分工所帶來的世界經濟“嚴重失衡”的問題，是通過貿易保護主義和國際組織的強烈干預來縮小失衡的程度，還是順應市場的自然分工格局，繼續發揮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尋求世界整體經濟利益的提高？三是由于世界各國的經濟狀況和經濟發展階段不相同，所以，基于維護本國經濟發展目標所實施的一國（尤其是像美國這樣的大國）“看似獨立的”經濟政策，將會對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發展方向產生較強的外部“溢出效應”，如果沒有一個有效的國際政策協調機制去“約束”它可能帶來的巨大的負外部性，那么，不僅會使其他國家政策的獨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威脅，而且，甚至可能導致剛剛痊愈的世界經濟運行機制和國際金融市場面臨二次探底的風險。
　　令人擔憂的是，雖然世界各國都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開出的藥方卻相差甚遠。比如，來自歐洲陣營的發達國家，基本認同世界經濟失衡格局是國際分工帶來的必然結果，過于強調國際收支的平衡可能會對解決目前歐洲區域內低迷的需求問題和不斷上升的技術創新優勢帶來負面的挑戰。所以，他們認為根源的問題是要防止財富被濫用和掠奪的問題，尤其在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中，更應該建立一個統一的全球攜手運行的國際監管體系。比如，應該建立全球金融業務風險評估基礎上的審慎性監管（資本充足率、損失撥備比例等），限制過度的杠桿和賣空交易，信用評級機構的信息披露機制，公允價值的會計制度改革，金融機構的薪酬約束機制，消費者保護措施，甚至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職能的透明化要求等都應該納入統一監管的體系中。只要這些方面達成共識，其他兩大問題自然就會減弱，而且反而會在政府共同“助推”下創造貿易增長、技術溢出所帶來的推動世界經濟良性發展的“正”外部效應！
　　當然，來自新興市場陣營的國家，無論是“石油美元”的國家，比如，中東、俄羅斯等，還是“商品美元”的國家，比如東亞，更擔心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對自己創造的美元財富所帶來的危害，尤其是當美國退市政策失效，美元全球泛濫，美元財富由此縮水的問題日趨嚴重的時候，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穩定性就會被捅出新的亂子。我們看到迪拜主權基金已經出現了美元賬戶上資不抵債的局面。同時，商品出口國家也意識到美國本土形成的越來越強大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對未來自己貿易立國戰略的嚴峻挑戰。于是，新興市場國家團結一致，尋求分散風險和互助發展的合作方式，此起彼伏。
　　來自美國和其盟友國家的姿態是：一方面，為了維護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國政府不得不順應歐洲盟友的要求，在不犧牲自己創新能力和創新優勢的基礎上，推進落后的監管模式的改革；另一方面，為了拓展美國創造財富的外部市場，美國需要把自己的赤字減少與貿易伙伴國的責任“聯系”起來，需要把資金過剩的客觀局面作為這場危機的根源而歸罪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政策不到位所帶來的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問題上。于是，在新的一年中，兩敗俱傷的貿易戰可能會不斷升溫。 2009年12月30日美國政府對中國產的鋼管征收10%到16%的關稅，又一次改寫了美國對中貿易制裁的強度！
　　筆者認為，面對美國貿易反傾銷升溫，我們完全可以“以牙還牙，當仁不讓”。但是，中國如果過于和美國進行針鋒相對的較量，可能見效緩慢，甚至適得其反。當然，除了現在中央政府努力通過制度改革推進內需市場培育的同時，也應注意到中國現階段發展的特征，外匯財富的保值和安全運作依然是我們不能忽視的頭等大事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講，和歐洲發出共同的聲音，最容易形成包括美國自身在內的“國際合力”，最能夠在現階段獲取最明顯的雙贏結果！
　　盡管如此，目前歐洲主導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的推進還存在很多技術性障礙，如果對此了解不深，我們就不能對這種監管模式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有利機會采取及時的應對措施。
　　首先，在今天的金融全球化環境中，任何國家的金融機構要想站穩腳跟，都在實施做大規模的戰略。對此，針對業務范圍廣闊的金融壟斷巨頭，沒有一個覆蓋全方位的綜合性跨區域的金融監管體系就不可能發現風險、抑制風險，尤其是規避像這場金融大海嘯那樣規模的系統性風險。所以，中國要積極加入最近推進的信息共享、危機處理優先的國際監管業務合作協議和推選最優秀的人才加入國際監管指導委員會等國際監管體系的建設工作。
　　第二，如果監管模式采取各管各的方式，國際投機資本會利用金融全球化的大環境進行監管制度上的尋租、套利，最后導致危機無法防范，或者各國為吸引外資不得不放松監管模式，從而導致系統性風險積累越來越大，最后殃及全球。目前美國和歐洲在這方面的對立程度非常明顯。美國有強大的勢力在抵御監管，認為過度看重監管可能會削弱美國在世界金融舞臺上的創新能力和獲利優勢。所以，在推進我們監管體系建設的同時，也要注意我們的適度性，否則，事倍功半，甚至效果適得其反。為此，應該在國際舞臺上尋求統一的標準，至少針對發達國家，而對自己也得構筑起抵御制度套利目的進場的熱錢的防火墻，并在發達國家面前闡述發展中國家正當防衛的立場。
　　第三，很多分散在各監管部門的有用信息無法傳遞到公共的平臺上，等到問題嚴重的時候，已經防不勝防了。尤其是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投機行為，如果不能全方位地把握它的行蹤，就很可能錯失良機。中國也應關注這一正在構建中的國際平臺，并要對它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方法有充分的了解。
　　第四，一個統一的監管體系便于明確部門責任，不會因為自己的過錯，而乘外人不知情的特點，把錯誤歸咎于別人。隨著對美國次貸危機問題研究的深入，我們開始漸漸發現，不僅美國金融機構存在道德風險，而且就連美國政府，為了挽救IT泡沫經濟崩潰給美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也利用自己國際貨幣的主導權優勢，慫恿泡沫經濟的惡性發展，演出了事后讓全球分擔美國利益損失的道德風險的鬧劇。所以，中國為了捍衛自己美元資產的財富價值，就應該主動參與歐洲倡導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的建設。
　　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真正發揮它的作用也面臨著諸多挑戰：一是人才問題。這些來自各國、各地區，并且長期以來從事非常專業和范圍限定的監管工作的人才，突然進入一個需要重新創建明確的工作目標、工作方式的嶄新的工作環境，前期的“試錯階段”可能帶來的損失和造成的問題誰來承擔？二是官僚作風。因為是最高權力機構，又加上是超主權運行機制，人員的流動性大，很可能就是“度假”的心情投入“光榮的工作”，沒有能力也無法全身心地真正投入進來。即使“線上合作” 方式可以開展業務，但它的覺察能力和應急能力能發揮到怎樣的程度，還是非常令人擔心；三是協同效應比想象的要小。盡管信息共享的利益提高，但是工作環境中表現出來的文化差異、認知差異可能會沖銷所謂的統一監管所帶來的協同效應；四是監管不當。因為高風險監管業務和低風險監管業務混在一起監管，很容易產生監管過度或監管不足的問題。尤其是高風險業務監管不足很容易產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行為。從而降低了監管對控制系統性風險的能力；五是監管業務整合的不確定性問題。一些業務對某些國家某些產業有非常明顯的正效應，但是，它同時又會積累巨大的系統性風險，如果監管部門中的人員站在自己國家的立場上（回國后可能獲得一個非常吸引人的職位或官位），放松應有的監管或濫用權力打壓自己競爭對手國的金融發展，那么，這種監管業務的整合反而不如分行業或地區的監管模式，至少從事某一個特殊業務的人群在一起會形成較為客觀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