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抑制過高的農資價格，國家和一些省市近期先后出臺了化肥出廠最高限價政策。記者近日深入甘肅鄉村農戶、化肥生產企業和農資經營部門采訪，發現已經出臺月余的限價政策對化肥價格沒有絲毫影響，市場價格反而一漲再漲。業內人士認為，今年的化肥限價政策最終的結果會是無功而返，政策杠桿在與市場行為的博弈中敗下陣來。
　　今年的化肥價格漲幅是近年來最大的一次，在甘肅市場上，磷酸二銨從去年的2980元/噸漲到了目前的4600元，上漲了54%。作為一項調控措施，國家近幾年不斷對化肥進行最高限價，但是從市場的反映來看，限價政策效果有限。限價政策為何失效？記者采訪了解到，主要是三大因素所致。

寧夏賀蘭縣化肥廠工人在生產車間包裝碳酸氫氨。新華社記者 李紫恒 攝

市場因素考慮不多，限價遭遇企業軟抵制

　　甘肅最近規定，省管化肥企業尿素出廠最高價為1725元/噸，磷酸二銨出廠最高價為2980元/噸。這一限價政策涉及省內的三家化肥生產企業：劉化集團公司、張掖農友化工公司和甘肅甕福化工公司。
　　甘肅甕福化工公司是目前西北最大磷肥生產企業，年生產磷酸二銨24萬噸。董事長高源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限價政策已經將企業推到了生死線上。
　　據了解，磷酸二銨的主要原材料是硫酸、磷礦和合成氨。高源說，硫酸由去年的每噸180元漲到了860元，磷礦由每噸440元漲到了540元，合成氨由每噸1200元漲到了3600元，這三項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使每噸磷酸二銨的成本達到了3830元，比2980元的最高限價高出了850元。
　　生產尿素的張掖農友化工公司副經理郭建清說，今年2月份，僅生產尿素所需的無煙煤價格就比去年7月份上漲了50%，煤炭成本就增加了2640萬元，仍然執行去年的最高限價顯然已經脫離了市場實際。記者了解到，以煤為原料每噸尿素的生產成本平均增加了328元至365元。
　　高源說，限價使每噸磷肥至少虧損850元，企業賣得越多，虧得越多，這樣下去企業難以生存。郭建清說，化肥企業本來就是在微利保本生產，在限價與成本嚴重倒掛、明知虧損的情況下，是無法銷售產品的。他們認為，限價政策沒有充分考慮原材料的市場因素。
　　記者了解到，對這種背離市場實際的限價政策，企業表示難以接受，導致目前甘肅市場上幾乎見不到地產化肥的影子，而外地產化肥乘機大量涌入，僅運費就比地產化肥高出100余元，反而抬高了化肥價格，增加了農民負擔。
　　記者看到，為了應對目前的春耕，這些化肥企業仍然在生產，但是已經難以做到滿負荷生產。企業的負責人告訴記者，由于企業不敢銷售產品，出現了嚴重的資金周轉困難，已經沒有力量生產足夠的化肥支援農業生產。

監管環節面大量廣優惠政策無法落實

　　記者采訪了解到，化肥限價政策的調控和落實，涉及工商、物價、財政、稅務、鐵路、供銷、電力等部門。從2004年至今，國家針對化肥行業先后出臺了30余項調控政策，基本上形成了一個政策鏈。但是，記者了解到，在這個鏈條中，一些政策根本就沒有落實。甘肅甕福化工公司董事長高源說，比如運價是隨行就市的，就是這樣也無法保證車皮。中石油西北化工銷售公司市場信息與價格處副處長王霞說，像淡季化肥儲備貸款國家貼息政策根本就不到位。張掖農友化工公司副經理郭建清告訴記者，雖然化肥企業與煤炭企業簽訂的購煤合同價格是全年的，但是煤價說漲就漲，寧夏的無煙煤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每噸就漲了220元，所以國家關于上游產品的優惠政策往往是一紙空文。
　　化肥限價政策的實現需要一個完整的聯動過程，只有在政令暢通、部門步調一致的基礎上才能取得預期效果。只要一個部門出現行動脫節、一項政策沒有很好地落實，都會影響政策調控的整體效果。記者了解到，目前對落實化肥限價政策抓得最緊、力度最大的是物價部門，但是物價部門只管面上的價格檢查，而對其他優惠政策是否有實質性的落實無人問津，最終使化肥限價政策簡單地變成了物價部門對企業的單方面價格壓制，執行效果也就大打折扣，難以見效。

銷售環節“貓膩”多市場監控難見效

　　生產企業被限價壓得難以喘氣，而農民照樣在用高價化肥，那么誰是化肥限價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記者采訪了解到，流通環節推高了市場價格。由于銷售環節“貓膩”很多，價格監管顯得力不從心。
　　化肥銷售人員告訴記者，流通環節抬高市場價格至少有兩條途徑：
　　一是將超過限價的部分計入運費和裝卸費。據了解，目前大中型化肥企業產品直銷率都很低，90%以上的產品賣給了一兩家省級或有實力的農資公司，省級農資公司再賣給縣市級農資公司，后者再倒給鄉、鎮、村銷售點或個體戶分銷商。國家規定化肥批零差率不超過7%，但是運輸及裝卸費實報實銷，化肥經銷商往往就鉆了這個空子：把超過7%的部分打入運費和裝卸費，檢查人員眼看著批零差率超過10%也無可奈何。化肥經過兩倒、三倒，甚至四倒、五倒，最后到農民手里，價格自然居高不下。
　　二是企業自己從“左口袋”掏出裝進“右口袋”加價。甘肅一化肥企業的負責人告訴記者，限價政策最終在生產企業那里變成了表面文章，很難限得住。一個簡單的辦法是，化肥企業基本都有自己的經銷公司，賣給經銷公司的價格可以嚴格執行限價規定，經銷公司再往外賣，就無法限制了，再通過一些灰色手段如多收運雜費、一貨多票、價內費用轉價外等等，在看似遵守最高限價的表象中照樣抬高了價格，于是就出現了管住生產管不住流通、管住批發管不住零售的現象，最終是化肥生產經營實現了“雙贏一虧”：生產企業既享受政府補貼，又分享產品利潤，銷售商則賺到了差價，而最終的結果還是農民“買單”。
　　另外，過去農資部門是農資銷售的主渠道，國家只要通過農資部門就能有效地控制市場。而現在，這個主渠道的作用已大大削弱了，使化肥市場彈性加大難以集中管控，操作性變差，最終導致國家調控重拳打在了“棉花”上。在市場行為與政策杠桿的較量中，政策變得越來越“力不從心”。

建議放開化肥價格農資補貼直補農民

　　甘肅甕福化工公司董事長高源等企業負責人認為，目前化肥企業也是原材料漲價的受害者，如果不從源頭進行價格限制，僅從化肥企業身上設限，限價政策最后會落空。
　　對今年的這次限價，化肥生產和流通界人士認為，由于企業方面不愿做虧本生意，價格干預最終將導致兩種結果，一種是產量萎縮，一種是繼續引發上游價格管制。前者不是政府限價的初衷，后者勢必將化肥上游產業卷入價格“干預”鏈條，更加加大了調控的難度。
　　針對目前化肥市場價格限又限不住、放又不敢放的尷尬局面，業內人士建議，既然補貼農資生產環節難以監管，政府可借鑒給農民發放糧食直補的做法，將過去對流通環節的間接補貼改為對農民的直接補貼。
　　記者了解到，1月30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說，最終取消對化肥生產企業的補貼和優惠政策，逐步地市場化，必要時給農民適當的補貼，這是發展的方向。

    三道高坎沖擊農業生產

　　記者在江西糧食主產區的鄱陽、余干、豐城等地采訪發現，化肥價格上漲、勞動力嚴重缺乏和農田小水利的落后，已成為橫在農民面前的三道難以逾越的坎，抑制了部分農民的春耕備耕積極性。[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