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耶穌會士們帶來的最大的禮物還要屬天文學。傳教士們知道歷法在中國是相當重要的，在錯誤的日子慶祝冬至日可以使整個宇宙陷入混亂，情況之糟糕不亞于基督教世界的人們搞錯了復活節的日期。中國的官員們將這件事情看得如此重要，他們甚至可以聘請外國人在天文局任職，只要這個外國人—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對于星象天文比國人懂得更多。
耶穌會士們明智地將此作為他們接近中國統治者的最好途徑。16世紀80年代，耶穌會士出身的數學家們曾經深深地卷入了天主教歷法的改革中，盡管他們的歷法以歐洲西北部地區的標準來看已經過時了（他們頑固地堅持地球中心論的宇宙觀），但還是要比中國的任何歷法好得多。
開始的時候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到1610年時，好幾個朝廷要員因為對耶穌會數學的深刻印象，秘密地改信了基督教。他們公開地宣揚歐洲的學術要優于中國，并且翻譯歐洲的教材。一些較傳統的學者有時不禁對這種不愛國的態度感到反感，于是在17世紀30年代耶穌會的主要支持者開始采取一種更微妙的策略。“將西方知識的內容融化，”他向他的同胞們保證，“我們可以將它們融入（傳統中國）大一統的模子里。”他甚至暗示，可能西方學術只是早期中國智慧的副產品。
當滿族人于1644年攻克北京的時候，耶穌會士們成功地預測了日食。他們的聲望因此達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而且在1656年的幾個月中似乎皇帝本人也要改信基督教了。勝利好像已經在望，直到這位十多歲的君主意識到基督教不允許一夫多妻制，因此他轉而支持佛教。傳統主義者們于是開始了反擊，指責耶穌會是間諜組織。
1664年又舉行了另一場關于天文望遠鏡的競賽，耶穌會士、天文局以及一個穆斯林天文學家分別預測即將到來的日食的準確時間。天文局說，2點15分；穆斯林說，2點30分；耶穌會士說，3點。望遠鏡被架設起來，以便將太陽的影像投射到一間漆黑的屋子里。2點15分到了，日食沒有出現。2點30分，仍然什么也沒有出現。幾乎剛好就在3點的時候，一片陰影開始慢慢籠罩了這個火紅的圓盤。
裁判們裁決道，不夠好，就此禁止基督教。
情況看起來就是這樣了—除了中國歷法仍然是錯誤的這一讓人煩心的事實。因此，當康熙皇帝于1668年掌握大權時，他立即重新安排了一場比賽。耶穌會士再一次獲勝。
康熙皇帝因此完全信服了耶穌會士擁有更為先進的科學技術，全心全意投身于他們的教學中，和牧師們數小時地坐在一起討論，學習他們的算術、幾何以及機械學。他甚至學起了大鍵琴。“我意識到西方數學有其可用之處，”這位帝王這樣寫道，“在后來南巡途中，我利用西方的方法向官員們展示在規劃河工時怎樣計算得更為精確。”
康熙意識到“算術之‘新方法’使得基本錯誤不可能出現”，而且“西方歷法的基本理論沒有絲毫錯誤”，但是他仍然抵觸耶穌會士們宣揚他們的科學和上帝的主張。“即使一些西方研究方法不同于我中國，甚或比我們更加優良，其中新穎創新之處卻甚少，”康熙總結道。“數學之原理皆源出于《易經》，西式方法皆源出于中國……畢竟，”他補充道，“他們所知僅為我所掌握其中之一部分。”
1704年，教皇因為擔心耶穌會士對天文的推廣傳播遠甚于基督教義，派遣使團到北京來監視他們。而康熙皇帝因為擔心他們煽動叛亂，就此冷落了這些傳教士。他創建了新的學術機構（類似于法國巴黎的科學院），在這里中國的科學家們可以不受耶穌會士的影響，自由地研究天文和數學。當時耶穌會士們所教授的數學，以及少量的代數和微積分，本來已經落后北歐好幾十年了，康熙將這一與西方科學的聯系毅然切斷后，東西方的學術差距很快變成了深淵。
人們一般很容易將康熙大帝（見圖9–3）作為李約瑟難題的答案，譴責他是一個笨拙的傻瓜，本來可以將中國的科學帶入先進的18世紀，卻沒有這么做。
但是在所有這些坐在天朝寶座上的男人（以及一個女人）中，康熙絕對是最不應該獲得這一稱號的。宣稱耶穌會士們知道的只是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雖然很不謙虛，但并不是完全錯誤的。康熙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一個強勢的領導者、一個實干家（包括養育了56個子女）。他是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看待西方人的。2
000年以來中國的帝王們意識到游牧民族的作戰能力比他們更為優越，而且通常情況下收買這些草原牧民要比與他們作戰風險更小。當這一情形改變的時候，康熙第一個意識到了這一點，并且親自在17世紀90年代關閉了草原通道。但是對于西方人，情形卻又相反。從17世紀60年代以來康熙一直和西方人密切接觸，但是在1704年以后忽視他們反而看起來風險更小。一些東南亞的統治者們在16世紀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而到1613年時日本的幕府將軍也同樣效仿起來。日本于1637年爆發的一場劇烈的、受基督教影響的起義只是使統治者更加確信要切斷與西方的聯系。在這種大環境下，康熙的決定看起來絕不是愚蠢的。
在任何情況下，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們必須問的。即使假設康熙預見到了西方科學的走向并推動其發展，他能夠使東方社會發展在18世紀領先于西方嗎？
答案幾乎毫無疑問是否定的。中國確實和歐洲西北部地區一樣面臨著一些相同的問題，一些中國的思想家們也確實朝著相似的方向發展。例如，在18世紀50年代，戴震（像顧炎武一樣，只是一個低級別的官員，從未通過最高級別的科舉考試）提出了類似于西方的思想，認為自然是機械化的，它不以任何意圖或者目的而運行，可以經受實證的分析和檢驗。但是作為一名杰出的古文字學家，戴震總是將他的論據建立在古代典籍的基礎上，因而到最后，保存過去的輝煌與榮光在中國似乎比解決問題要重要得多，而這些問題卻是西方人不得不關注并加以解決的。
大西洋邊境的挑戰使得西方人互相叫囂、爭吵關于新問題的答案。那些像牛頓和萊布尼茨那樣做出解答的科學家們贏得了以前的科學家所無法想象的巨大榮譽與財富，而像洛克和伏爾泰這樣的新理論家們，則積極探尋這些科學進展的含義以尋求社會秩序。而對比之下，中國的新草原邊境構成的挑戰卻要溫和得多。康熙建立的科學機構中的學者們，享受著數目可觀的俸祿，感到沒有任何必要去發明微積分或者弄清楚地球是不是圍著太陽公轉，將數學—像醫學一樣—變成典籍研究的一個分支好像對他們更為有益。
東西方各自得到它們所需要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