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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偉大的傻瓜：為什么現代科學只在西方世界興起
1937年，三位年輕的科學家從中國的首都南京坐船來到了英國。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從他們熱鬧、混亂的家鄉（因其炎熱悶濕的氣候而被稱為中國的“四大火爐”之一）來到有著安靜的修道院、淅瀝的小雨和刺骨的寒風的劍橋都是非常艱難的。但是那年夏天的境況尤其艱難，這三個人不知道他們以后還能不能再見到他們的親人和朋友，一支日本軍隊正在向南京進逼—那一年12月他們將屠殺多達30萬的南京市民，其殘忍程度連經歷這場災難的一位德國納粹軍官也感到震撼。
這三個難民也不可能指望他們到達的時候會受到多少歡迎。時至今日，劍橋的科學實驗室里到處是中國學生的身影，但是在1937年的時候休謨和康德的影響仍然很大。這三個人引起了不小的騷動，而李約瑟，生物化學研究所的后起之秀，比任何人受到的觸動都要大。這三名學生之一的魯桂珍寫道：“他越是了解我們，越是發現我們在對科學知識的掌握和見解方面和他是多么相像，這一切促使他那充滿好奇的頭腦發問，為什么現代科學只在西方世界興起？”
李約瑟在漢語言或者歷史方面沒有受過任何的正規教育，但是他確實有著最為敏銳、最為怪異的思維，而這兩者正是這所大學素來聞名的。魯桂珍成了他的啟蒙老師，后來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幫助他掌握中國的語言以及古代歷史。李約瑟傾心熱愛著魯桂珍的祖國，1942年他放棄了劍橋大學安全舒適的生活，接受了英國外交部駐重慶辦事處的一個職位，幫助中國的大學在與日本的災難性戰爭中生存發展。英國廣播公司曾寫信給他，請他記錄自己在中國旅居的印象，但是李約瑟做的比這些要多得多。在信的邊緣他隨手寫下了一句將改變他一生的疑問：“中國的科學技術為什么沒有向前發展？”
這個問題—為什么在中國的古代科技領先于世界那么多世紀以后，反而是西歐于17世紀開創了現代科學技術—現在一般被稱為“李約瑟難題”。40年后當我結識他的時候（當時我的妻子正在魯桂珍所在的劍橋大學學習人類學，我們租住了魯桂珍博士的房子的二樓），李約瑟仍然在研究這一問題。他一直沒能解決這一問題，但是得益于他數十年來將中國的科學成就分類編目的辛勤工作，我們現在能夠比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更好地理解中國的科學歷史。
正如我們在第七章討論過的，中國在11世紀社會發展達到頂峰的時候取得了快速的科學技術進步，但是隨著社會發展的崩潰，這些進步隨之轉向。真正的問題是17~18世紀當社會發展再次達到頂峰的時候，為什么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沒有像歐洲人那樣創造出自然的機械化模型，揭開自然界的奧秘。
再一次的，答案還是知識分子們只會回答社會發展推至他們面前的問題：每個時代得到其所需要的思想。隨著歐洲人一步步擴展大西洋另一端的新邊境，他們需要對于標準空間、金錢、時間的精確測算，而且當用兩個指針的時鐘來計量時間成為普遍現象的時候，歐洲人不得不遲鈍起來，不去思考究竟自然本身是不是一個機械裝置。同樣，西方的統治階級需要變得更加遲鈍，不去注意科學思維潛在的可以使那些古怪的、無法預料的思想家們懈怠的優勢。就像軸向思想和之前的文藝復興這前兩次社會思想浪潮一樣，科技革命和啟蒙運動最先應該是西方社會發展上升的結果，而非原因。
當然，東方人也在大草原上開創了新的邊境，但是較之大西洋沿岸，這是一種更為傳統的邊境，因而對于新思想的要求也不那么迫切。東方的自然和社會哲學家們也確實提出了一些和西歐人同樣的問題，但是用宇宙的機械模型來重塑思想的要求卻不那么明顯，而且對于急于把知識分子籠絡到新政權下的清朝政府來說，放縱激進思想的危險大大地超過了它可能具有的優點。
清朝統治者想盡了一切辦法，試圖將學者們聚攏到國家行政事務上來，而不是流連于私立學院或者游歷四方尋求事實加以考證。清朝政府建立了特別的考試制度，慷慨地付出，大方地表揚。年輕的康熙皇帝以身作則，刻苦鉆研儒家學說，特別召集了一群學者和他一起學習，并且于1670年頒布“圣諭”以彰顯他對待此事的嚴肅與鄭重。他資助編纂了巨大的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一書，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厚達80萬頁）
，但是這些書并沒有像同時期法國的百科全書那樣在社會上造成觸動，他們編纂的目的本身就是什么也不觸動，忠實地保存古代文獻，為忠于統治者的學者們提供一些閑職。
這項策略的成功非常驚人，隨著知識分子們逐漸回歸到朝堂之上，他們將考證本身變成了官場的敲門磚。參加科舉的考生們必須展示實證研究，但是只有那些能夠獲取文獻資源的學者才能真正掌握考證這一學問，因此也就阻礙了所有非少數精英階層的考生們取得高分的機會。以傳統思想看來，擔任政府官員這一利潤豐厚的職務是一項巨大的激勵。
我會將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留到第十章再來仔細討論—假設有更多時間的話，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能否開創出自己的科學革命？但是實際的情況是，西方人并沒有給予他們這樣的時間。自從16世紀70年代以來基督教的傳教士們就在通過澳門向中國內地滲透，雖然他們遠渡重洋是前來解救人們的靈魂而不是推銷他們的科技，但他們卻非常明白好禮物能夠使客人更加受歡迎。西方的鐘表在中國異常受歡迎，眼鏡也是如此。一位長期以來視力一直在下降的中國詩人（此處指《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曾經滿懷欣喜地描述道：
西洋白眼鏡，市自香山墺。
制鏡大如錢，秋水涵雙竅。
蔽目目轉明，能察毫末妙。
暗窗細讀書，猶如在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