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主權債務重組沿革,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能源沖擊下的拉美債務危機。從1970年開始到此后的10年,拉美國家債務余額年均增長超過20%。到1981年拉美外債超過2
777億美元,比1970年增加了8倍多。其中,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是三個最大的債務國,其余6個主要債務國是委內瑞拉、秘魯、哥倫比亞、智利、玻利維亞和烏拉圭。20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每年的外債償債利息超過了GDP的8%,債務吞噬了增長,只能走向痛苦的債務危機。
危機原因何在?表象是拉美舉債不慎,所借外債并未充分用于創造國內財富,而是用于改善福利甚至戰爭,但這遠遠不是問題的全部。當時的能源危機沖擊了全球經濟,使歐美經濟陷入滯漲狀態。美元等主要貨幣利率飆升,匯率也急劇升值。1979年,當時新任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為應對通脹大幅加息,僅僅兩年,美國國債利率便達到17.3%,美元基準利率一度曾高達21.5%。高利率帶動了美元的升值,從美元指數看當時美元曾大幅升值超過25%。幾乎與此同時,撒切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她采取了和沃爾克幾乎相同的貨幣政策。突如其來的美元加息和升值,使拉美國家的償債能力劇降,陷入了舉舊還新、債務利息遠超本金、越還越多的絕境。接下來,債務危機和布雷迪重組變得不可避免。
第二階段是重債窮國(HIPCs)和全球主權債務的膨脹。全球經濟增長和失衡問題始終未能得到協調解決,這讓人懷疑,在扣除了中國在減貧方面的顯著成就之后,全球處于極端貧困的人到底是否有所減少。即便在中國,生活在每天一美元以下的人口仍然過億。這導致了南撒哈拉、拉美、南亞等部分地區的政府在主權債務方面處境艱難,這些區域也正是反復爆發債務連續違約、拖欠,成為重組的重災區。在東亞危機之后,全球主權債市場一度陷入混亂,部分東亞國家和俄羅斯等也出現了債務違約。
為什么人類會出現這樣的局面:部分國家人均收入超過4萬美元,預期壽命超過80歲,但有些國家卻有大量人口處于赤貧、饑荒和疾病?人們可以找出一堆原因,但富裕國家對貧困國家的援助嚴重不足,必然是一種令人難以啟齒和不可原諒的事實。
早在1969年,佩爾森報告(Pearson
Report)就倡議,富裕國家從1975年開始,或不晚于1980年,拿出相當于其國民收入總額(GNI)的0.7%,作為對窮國的官方援助。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協議,被172個政府所采納。發達國家重新確認了0.7%的官方援助承諾。2000年,《聯合國千年宣言》被聯合國大會決議采納。2002年,《蒙特雷共識》被聯合國大會決議采納。督促發達國家采取確實行動實現“GNI的0.7%”的援助目標。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富裕國家當中只有極少數北歐國家兌現了對窮國的援助承諾,美國等大國在此領域幾乎無所作為。全球發展融資的資金缺口,仍然是澤迪羅報告(Zedillo
Report)中所描述的那樣,每年至少缺500億美元。重債窮國的債務問題不能指望援助和發展融資機制解決,這一點并無疑問,但富裕國家自身通過各種減貧發展目標,承諾各種官方援助,但卻又將上述承諾束之高閣,實在令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