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也有研究者批評發達國家陸續推出的各種產業發展政策的效果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例如，新能源的發展受到傳統能源價格波動的影響，一旦石油價格下跌，對新能源的投資將是明顯的打擊。而環境保護等新興行業的發展均依賴技術標準、消費者偏好、法律體系、國際合作等方面出現實質性的變革，短期內商業前景并不樂觀。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與全球市場的互動更為緊密，在危機沖擊下，除了推出一系列應對危機、刺激內需的政策舉措外，更為關鍵的還是通過改革釋放制度紅利，促進經濟轉型。
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元主導下的世界經濟金融體系的不平衡性逐步顯現，全球資源以貿易順差的形式源源不斷流入美國，而以美元計價的金融資產以資本項目順差的形式持續流向全世界。特別是21世紀初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后，一方面，美英等發達國家加速推進全球化進程和資本輸出，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經濟結構失衡；另一方面，美國為刺激經濟長期實施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鼓勵高杠桿、高風險、低透明度且缺乏監管的金融創新，導致本國房地產泡沫急劇膨脹、缺乏監管的影子銀行體系擴張、金融體系的杠桿水平顯著提高。2005年以來，伴隨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崛起，全球資源供應格局打破，通貨膨脹壓力高企，美國進入加息通道，直接導致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2007年年底次貸危機正式爆發。本次危機爆發不僅是國際經濟結構長期失衡的集中反映，更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失衡和金融監管缺失的必然結果。危機打破了原有經濟金融結構和格局，美歐等經濟體或經濟區域面臨巨大的調整成本，經濟陷入衰退或緩慢復蘇；新興市場國家面臨通脹高企—政策收縮—經濟放緩的調整時期。可見，中國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的經濟關聯性日趨緊密，相互影響加大。
當前全球經濟和各國國際收支面臨再平衡的過程；“去美元化”、改革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議題也被提上日程；國際金融監管架構和制度在壓力下正在經歷大刀闊斧的修改和重塑；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工具面臨重大變革。在如此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金融形勢下，如何評估本次危機對全球經濟金融結構的影響，如何準確把握危機后世界經濟金融結構變化的趨勢、如何結合中國實際情況處理好經濟轉型與金融發展和金融結構的關系，對于迅速崛起并處于轉型改革關鍵時期的中國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在這種調整過程中，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處于同樣的發展環境，關注著類似的矛盾和問題，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因此中國的決策應注重體現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在外部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內部經濟增長回落等壓力下，當前中國進入了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歐債危機等外部因素增加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發達經濟體的增長中樞或已階段性下移；內部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減退。因此，在應對金融危機沖擊的過程中，推出一定規模的刺激內需政策來應對經濟周期性回落是有必要的，但是更為關鍵的還是促進經濟轉型，促使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動力將轉向內生性，制度性紅利的釋放和經濟系統的結構性轉變。大致來說，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改革。中國在市場化進程中始終面臨資本、土地、能源、礦產資源等要素價格長期管制的瓶頸，由此造成了公用設施、環保和安全的高成本，并導致投資沖動、資源錯配、結構失衡、增長質量欠佳等現象，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勞動密集的服務業發展受到制約。推動要素價格改革，即從管制下扭曲、低估的價格轉變為市場均衡價格，將使投資和生產的成本和回報更真實、國民財富的分配更合理，市場機制的合理運用將進一步激勵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
二是體制改革釋放的紅利。首先，收入分配改革，改革的方向通過減稅、完善社保等舉措增加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加大對社保、醫療、就業等民生領域的投入，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擴大內需，增加消費。其次，投融資體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對民間資本開放壟斷行業，打破壟斷，促進社會要素不同行業的市場化流動。最后，推進結構性減稅，逐步降低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引導經濟結構的優化，釋放居民和企業的消費意愿和提高居民和企業的消費能力。
三是勞動生產率紅利。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仍然是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尤其是資本形成）推動。因此，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源的改善實現內生的增長必然會逐步成為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主題，同時要重點鼓勵資源配置效率更高的市場化企業的成長，通過放松管制促使要素的市場化流動來提高勞動生產率。
克魯格曼的這本書為終結全球金融危機提出了凱恩斯主義色彩的政策建議，為我們把握全球經濟走勢并相應采取對策提供了一個參照，同時也為中國應對危機中的政策選擇提供了一個參照，我認為是很有理論和應用價值的。
是為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