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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議定書》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搭建起了國際合作的框架機制，于1994年3月21日開始正式生效。按照公約的要求，每年都會有一次締約方大會，這成為歐盟最重要的國際合作的舞臺之一。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結束不久，略顯失望的歐洲又開始了新的征程。簽訂一個明確發達國家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標和時間表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成為了歐洲的首要目標。
　　這次歐洲的準備是很充分的。1995年4月7日，為期11天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一次締約方大會在德國柏林國際會議中心閉幕，會議通過了《柏林授權書》等文件。文件認為，現有《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所規定的義務是不充分的，同意立即開始談判，就2000年后應該采取何種適當的行動來保護氣候進行磋商，以期最遲于1997年簽訂一項議定書，議定書應明確規定在一定期限內發達國家所應限制和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這次會議為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也就是著名的京都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礎。但對于歐洲而言，聽到最好的消息則是來自于美國方面發生的變化。
　　在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結束5個月后，頑固的老布什在溫室氣體減排問題上拒不作出讓步，選民們拋棄了他，年輕的民主黨人比爾?克林頓當選為新的美國總統，而副總統由應對氣候變化的英雄阿爾?戈爾出任。這一新格局導致美國政府對待氣候變化問題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這是因為一方面民主黨本身比共和黨更關注氣候變化的問題，另一方面，主持美國氣候談判工作的副總統戈爾還是一位環保主義的忠實信徒。
　　戈爾于1993年領導制訂了一項《氣候變化行動計劃》。該計劃和其他措施共同促使美國承擔起到2000年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保持在1990年水平上的義務。1996年7月，在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次締約方大會上，通過了以美國的一份政策聲明為藍本的《日內瓦宣言》。這次，美國不僅主動參與其中，而且帶頭向目標和時間表發起了沖鋒。
　　1997年12月，美麗的日本古城京都，這座千年古城，重新煥發了青春，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的眾多政治精英匯聚于此。因為歐盟和美國這兩大巨頭握手言歡，合二為一，有了這種強大的基礎，各界對京都大會充滿了期待。
　　但京都大會的過程，依舊坎坷不平。但由于兩大巨頭的結合，挑戰的關鍵已經不在于是否要對二氧化碳減排，而是如何對二氧化碳減排。減排的最后期限和減排量成為分歧的焦點，歐洲希望將二氧化碳減排的最后期限定為2010年，三種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削減15%，而美國希望將最后期限定在2008～2012年間，將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減少至1990年的水平。
　　因為這種分歧，在京都大會上，各國總體分成了三派：一派是激進派，包括歐洲和小島國；一派是緩進派，以美國為核心，外圍是傘形國家集團；還有一派是反對派，主要指發展中國家，它們不同意參與碳控制的行列。在發展中國家看來，地球上80%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由工業化國家在工業革命長達200多年的歷史中排放出來的，這也是二氧化碳排放問題歷史原罪說的基礎。
　　目標上的沖突讓會議的爭吵不可避免。這次，歐洲非常強硬，堅決拒絕讓步。京都大會似乎眼看要以失敗告終了。為挽救這次會議，戈爾不顧一切飛赴京都，向與會代表發表講話，并指示美國的談判代表艾森施塔特要“表現得靈活一點”。
　　最終，雙方達成妥協，一方面美國作出讓步，答應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7%；另一方面歐洲認可了美國陣營提出的溫室效應氣體涉及范圍，即包括甲烷在內的6種氣體都屬于溫室氣體。
　　在最重要的目標和時間表問題上，協議規定，2008～2012年間，歐洲要在1990年的水平上將排放量減少8%，美國減少7%，日本減少6%。《京都議定書》遵循《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里發展中國家不承擔有法律約束力的溫室氣體限控義務，但被邀請在自愿的基礎上參與的原則。這一點，是發展中國家愿意通過這個條約的最重要的原因。正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京都議定書》，除了對溫室氣體減排的目標和時間表實現了重大突破以外，還取得了一個重要的進展，那就是建立了旨在減排的三個靈活合作機制——國際排放貿易機制、聯合履行機制和清潔發展機制。
　　這三大機制內涵、方式各不相同，但是目標都是為了減少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首先，國際排放貿易機制指的是一個發達國家將其超額完成減排義務的指標，以貿易的方式轉讓給另外一個未能完成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并同時從轉讓方的允許排放限額上扣減相應的轉讓額度。
　　其次，聯合履行機制指的是發達國家之間通過項目級的合作，其所實現的減排單位（ERU），可以轉讓給另一發達國家締約方，但是同時必須在轉讓方的“分配數量”（AAU）配額上扣減相應的額度。
　　最后，清潔發展機制，是《京都議定書》中唯一一個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彈性機制，發達國家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方式，與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級的合作，通過項目所實現的“經核證的減排量”（CER），用于發達國家締約方完成在議定書中的承諾。
　　這些機制，既是政治行為，也是經濟行為。這些機制允許發達國家通過碳交易市場等方式靈活完成減排任務，而發展中國家則可以獲得相關技術和資金。
　　從此，“碳”成為了商品、金融產品，進而衍生出一個新興產業。到2006年，全球碳交易市場規模已達到300億美元。2010年1月16日在上海舉行的“2010低碳經濟與期貨市場論壇”上，芝加哥氣候交易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理查德?桑德爾大膽預言：“未來全球二氧化碳交易市場將可達到10萬億美元，而中國在排放權交易中應該占到第一位。”
　　《京都議定書》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是人類第一份具有法律效應的碳排放控制的國際協議書。
　　然而，好事多磨，誰也沒有想到，從《京都議定書》被各國采納到最終生效，竟然長達近8年的時間。這期間發生了很多戲劇化的歷史事件。這和在京都談判的時候，為了實現大目標，具體操作的細則沒有出臺有關，從而使得協議書中充滿了很多未盡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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