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今年10月11日至24日將在昆明舉行，大會將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中國為世界提供了一系列有益經驗，包括自上而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機制、將生態保護納入法治規章、民眾廣泛參與，將自然資產轉化為資本受益等。

　　2010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次締約方大會在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舉行，締約方針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制定了20個目標，即“愛知目標”，至今已有10年時間。遺憾的是，這些目標沒有一個在全球層面得以完全實現。

　　在“愛知目標”（2011-2020）中，有6個目標部分得以實現，然而有5個目標（包括自然棲息地的喪失和碎片化、對生態系統有害的污染、人類活動對珊瑚礁造成的壓力、瀕危物種的滅絕以及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下降等）仍未取得重大進展，或者正在偏離目標。

　　這是國際社會不容忽視的事實。今年昆明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締約方將討論2020年后的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并有望達成一致意見。

　　盡管締約方將致力于制定宏偉的新框架，但在國家層面實施一系列以成果為導向的行動仍然至關重要。在這方面，中國過去10年的經驗可以為各締約方提供一些有意義的借鑒。

　　首先，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強大推動力，確保了高效自上而下的方法來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優先事項。作為一項重點項目，自2015年開始在10個國家公園進行試點后，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區體系正在有條不紊地形成。強有力的生態保護政策使保護區面積從2008年的148萬平方公里穩步增加到2018年的173萬平方公里，占陸地覆蓋率的18%（愛知目標：到2020年達到17%）。這些保護區為許多物種提供了重要的自然棲息地，生物多樣性豐富。特別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一般在有效管理之下，占陸地覆蓋率的9.7%（愛知目標：2020年為5%）。

　　第二，將生態管理納入國家的法律和政策體系以及關鍵發展方案，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有利環境。生態文明被寫入中國憲法，成為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框架。國家和省級經濟社會發展5年規劃也把生態保護作為重點內容，同時全面實施生態環境保護5年規劃，并制定具體目標，全部審查上報。據統計，截至2018年，我國在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公共財政每年達2600億元人民幣（約GDP的0.3%），是2008年投入的6倍。相比之下，根據經合組織的審查，2019年全球資金流向生物多樣性（包括來自公共和私人來源的資金）約占全球名義GDP的0.1%。

　　第三，中國強調生物多樣性保護對當地社區的效益。保護方案為當地人民提供了替代生計，如涉及生態產品或生態旅游的小企業，以及獲得電子商務的機會和/或諸如護林員等就業機會。據悉，2010年至2019年，亞行陜西秦嶺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示范項目區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長224%。2012-2018年，在江蘇鹽城，亞行另一個濕地保護項目區，當地人民的年收入增加了240%。可靠和可持續的收入鼓勵當地人民積極參與保護工作。

　　第四，考慮到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重大益處和服務，應適當重視生物多樣性及其相關生態系統。最近發布的《生物多樣性經濟學：達斯古普塔評論》討論了自然資本問題，指出生物圈服務每年的全球價值為33萬億美元。亞行的研究估計了中國秦嶺山脈提供的生態服務約2960億元人民幣。顯然，生物多樣性及其相關的生態系統確實具有巨大的價值，可以被視為自然資本。但是，如何將這些自然資產轉化為可疏遠的資本，最終能夠產生收入，并進一步投入到保護中，需要按照一套基于科學的會計準則達成共識。相信，屆時的COP15肯定會為國際社會提供討論此問題的平臺。

　　第五，需要建立一個直接的衡量標準，跟蹤和報告保護進展和成就。愛知目標的主要缺陷是可衡量性差，這使得衡量目標指標難以在國家一級實現各方之間的一致性和比較。由于衡量生物多樣性的表現需要多種不同的指標，如自然生境的覆蓋范圍、受威脅物種的數量等，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或退化不是用簡單的指標來衡量的。相比之下，氣候變化是使用全球氣溫上升的簡單單位來衡量的，緩解工作可以用一單位二氧化碳量來計算。通過簡單的衡量，締約方可以很容易地提出其貢獻。因此，也更容易評估匯總的國家捐款是否足以實現國際目標。可以說，這種框架在《生物多樣性公約》中也是有用的。

　　展望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各方應制定宏偉目標，既要易于衡量，又要有具體行動和充足資源作為支撐。只有到那時候，世界才能開始彌補過去10年因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延宕而造成的損失。

　　（作者為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高級項目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