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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60年代，當時作為西醫外科醫生的筆者正組織攻關一個重大新課題研究，忙得不可開交之際，7歲的兒子突患急性闌尾炎。如果按照外科治療規范，無疑是需立即手術，緊接著便是住院，而筆者一旦陪伴，至少一周不能工作。

　　為了盡可能減小影響，鑒于之前積累的針灸治療急性闌尾炎的經驗，和老伴商量決定采用針灸治療（老伴曾在原衛生部中醫研究院，今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工作學習半年），便在中醫“胃經”的“足三里穴”旁邊的“闌尾穴”下針，“得氣”（中醫針灸的術語，猶如釣魚時魚咬鉤的感覺）后運針，留針20分鐘，每天2次，沒想到3天后疼痛和壓痛均消失。兒子闌尾炎多年來從未復發。

　　20世紀70年代初的一個春節，筆者一家三口回父母家過年。本想享受一下天倫之樂，不料老伴突患急性闌尾炎，家里氣氛一落千丈。同樣，如果手術便要住院，春節就無法過。考慮再三，還是決定針灸治療。但熟練針灸的老伴自己生病，只好由筆者來操作。還是如上炮制，在“闌尾穴”下針，得氣后運針，留針20分鐘，3天后痊愈。老伴于2017年（88歲高齡）走了，離世前雖病痛纏身，闌尾炎卻從未再發。

　　1987年，91歲的母親突患急性闌尾炎穿孔，導致彌漫性腹膜炎。不巧筆者在國外開會，醫院的高年資教授到家里看過后建議立即手術。但如此高齡風險難料，沒有家屬簽字自然就無法手術。加之母親又拒絕住院，因為她看到筆者父親前幾年只因前列腺增生致尿潴留住院，三周后便因并發肺炎治療無效而去世。等到筆者從國外回來，已是第5天。檢查腹部有移動性濁音（醫學術語，腹腔內有可移動的液體，如搖動熱水袋的感覺），腹部壓痛明顯，發熱，白細胞也高。鑒于母親拒絕住院，只好采用針灸，方法同上。再從醫院借來輸液器，照理至少每天要吊4瓶（每瓶500毫升）液體，但母親只同意吊一瓶，抗菌藥物也只能用1/4的量。真的沒有想到，如是在家治療9天后竟基本痊愈，尤其是腹腔內沒有留下殘余膿腫。母親后來活到96歲因心臟問題去世，闌尾炎也從未再發。

　　作為多年的外科醫生，筆者那時對上述三位親人急性闌尾炎的診斷應無問題，尤其是母親的闌尾炎已經穿孔導致的彌漫性腹膜炎，而問題的關鍵是針灸到底是否真的行之有效。因為上面只是三例個案，所以筆者不得不找出1960年發表的“針灸治療急性闌尾炎116例”那篇文章。文章在結論中表明，針灸治療急性闌尾炎有四大優點：一是學習容易，簡便易行，無須特殊設施。后來證明針刺“胃經”的“足三里穴”也同樣有效；二是見效快，通常腹痛消失最快，肌肉痙攣其次，壓痛最后消失；三是療效也好，治愈率為92.5%。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這組病人還包括少數兒童、孕婦和闌尾膿腫者等。12例闌尾膿腫病人治愈率為83%；四是與手術相比，針灸治療價廉，住院時間短。當然針灸治療也不會遇到手術治療后偶見的腸粘連等并發癥。

　　對針灸機制筆者有過不少研究，針灸的作用不同于藥物，它屬于雙向調節性質，恢復平衡。如腹瀉，它可減慢腸蠕動；如便秘，它可促進腸蠕動。筆者列舉的三例，倒也覆蓋了兒童急性闌尾炎、單純急性闌尾炎和闌尾炎穿孔腹膜炎。《孫子兵法》中有句話：“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針灸治療闌尾炎，應屬于闌尾炎治療上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實際上現代醫學也逐步向這個方向發展，闌尾從開腹切除到腹腔鏡切除，最近又有通過插入細管沖洗闌尾內梗阻而不切除闌尾者。但筆者記得2010年《自然-神經科學》（Nat　Neurosci）有一篇文章說，針灸后腺苷增加24倍，提示針灸確有其物質基礎。

　　“一旦急性闌尾炎診斷確立，需立即手術。”這是1902年巴黎外科學大會明確的治療規范。誠然，世間一切療法都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有效，手術如此，針灸治療急性闌尾炎也不例外。但針灸治療，在人口眾多、人均經濟水平仍不高的國情下，至少又提供了一個多快好省的療法讓人們選用，尤其是在沒有手術條件的情況下，例如在邊遠地區或旅途中；即使在有手術條件的情況下，也讓病人有免除手術的選擇。如果從更深層次來思考，這倒可能是醫學的一個發展方向。如前《孫子兵法》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就是說，不通過“侵入”“破壞”的辦法去解決問題。現代醫學已越來越多用侵入性方法（手術、微創、介入等）來解決病痛問題，它確實治好了不少疾病，然而也帶來一系列問題。當前“過度治療”已引起重視，其中就包括侵入性治療。侵入性治療常常需要病人臥床，從而降低了病人自身恢復的能力。例如危重病人的救治，氣管插管、深靜脈插管、導尿管、胃管等，似乎都是必需的，加上呼吸、心率、血壓、血氧等的監測，使病人長期臥床、動彈不得，時間長了，肌肉萎縮，病人抵抗力每況愈下，最后進入惡性循環。此外，侵入性治療破壞了人體的完整性，并由此可能導致并發癥，例如闌尾炎手術傷口感染、腸粘連等。盡管急性闌尾炎只是一個小病，但如果從整個醫學的發展來看，從“創中國新醫學”來看，值得深思。

　　（本文摘自《西學中，創中國新醫學——西醫院士的中西醫結合觀》，作者湯釗猷系中國工程院院士，復旦大學肝癌研究所名譽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