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信用債市場連續發生違約事件，引起市場高度關注。7日，“15中安消”債券因公司流動性緊張而導致違約；當晚凱迪生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發布公告稱，“11凱迪MTN1”不能按期足額償付，涉及本息6.98億元。還有其他公司被曝陷入債務危機，牽動著市場神經。

　　這是2018年以來，信用違約事件第二次比較集中地爆發。第一次是在農歷春節前，大連機床、丹東港、億陽集團、四川省煤炭產業集團4家發行人在1個多月內接連出現債券違約。

　　從今年違約主體的性質來看，從3月中旬的神霧環保，到4月下旬的富貴鳥，再到5月上旬的中安消和凱迪，信用債主體違約有向上市公司傳導的趨勢，這既與上市公司一季度整體償債能力下降有關，也表明當前企業的融資環境整體偏緊。

　　上一輪債券違約主要發生在2016年上半年，當時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增速不斷放緩，企業盈利惡化導致償債能力大幅下滑。此后，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動下，加上世界經濟復蘇對外需的拉動，2017年我國經濟實現了超預期增長，今年一季度增速雖受貿易摩擦的影響略有下滑，但整體亦表現不俗。

　　在此背景下，2018年以來市場出現的連續違約事件格外受到市場關注。4月份以來，低評級信用債信用利差逐漸擴大，進入5月份，隨著市場對信用債市場的擔憂增加，其他相對高評級的產品收益率也呈現較大幅度上升，5年期各評級的中票收益率上漲了13至15個基點，5年期國債收益率與5年期AA-級中票收益率之差5月4日一度達到3.63%，刷新兩年來新高。監管層對此高度關注，5月10日，北京證監局組織了“公司債券監管與風險監測、處置”的內部培訓，表示在充分肯定市場發展和改革成效的同時，要關注問題和風險，防控交易所市場的信用風險。

　　直觀來看，信用債違約的主因，是發行主體自身經營不善，導致償債能力下降，但其背后原因更值得我們思考和探討。

　　從宏觀角度看，防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之首，將始終是2018年到2020年的重點工作目標，而去杠桿則是防風險的手段和操作目標，將貫穿宏觀政策施政始終。因此，我們觀察到，目前全社會整體的信用環境偏緊，一季度新增社會融資規模同比下降1.4萬億元。

　　從融資模式來看，隨著資管新規落地，銀行業回歸本源，表外影子銀行融資受到較大程度遏制，此前通過影子銀行融資的企業面臨融資困難。在融資環境收緊的背景下，企業再融資出現困難，部分風險承受程度低的企業面臨違約風險，尤其是前期過度舉債的企業更容易面臨現金流不足。

　　從企業性質來看，民營企業相對國企而言，融資能力整體較弱，通過常規金融渠道（比如貸款和發債）獲得融資的機會較小。在信用擴張的年份，往往就需要通過影子銀行的模式（非標）融資，信用環境一旦收縮，非標融資模式勢必式微，再融資困難的問題就開始集中顯現。

　　隨著當前宏觀政策的繼續推進，此前杠桿率過高且過度依賴表外融資的企業將承受較大的壓力，未來仍將有不少發行主體會經歷違約的陣痛。

　　為了緩解信用債市場過度緊張局面，避免違約事件對市場產生更大沖擊，在此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首先，融資環境方面，可由此前一季度的“緊信用”適度向“寬信用”轉變，在表外融資受限的條件下，多渠道保障實體經濟尤其是民營企業的資金供給。

　　其次，在去杠桿方面，需認真貫徹中央深改委結構性去杠桿的要求，重點關注國企去杠桿工作，把握好“防風險”和“穩增長”的平衡。在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央行也明確指出，我國宏觀杠桿率增速放緩，金融體系控制內部杠桿取得階段性成效，要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把握好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之間的平衡。

　　再次，考慮到未來仍可能有不少民營企業出現融資難而違約的情況，監管層可督促金融機構提前做好相關企業的風險檢查工作，尤其是上市企業的摸底排查，提高風險預警和處置能力，必要時可對出現融資困難且債務規模較大的企業提供一定支持，有效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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