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很多年輕人感到焦慮，他們認為也許創業是一種擺脫工作焦慮的路徑，但最終發現整個創業環境比想象的艱難太多。”幸知在線女性心理成長平臺CEO潘幸知認為，在創業中，資本游戲被過度放大，一些80后創業者為了拿到啟動資金，包括對賭協議在內，能簽的不能簽的都簽了，還有很多創業者承受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巨大壓力。

　　近日，《經濟參考報》記者走訪北京、重慶、深圳等地了解到，80后創業者已成為技術創新，特別是“技術+模式”創新的主力軍，創業風氣日漸濃厚。與此同時，他們也吐露心聲，目前面臨資金、技術、管理、市場等方面的挑戰。

　　“不想只為資本賣命”

　　“我們不想淪為只為資本賣命卻無法創造社會價值的青春出賣者。”一位曾在媒體就職、后來辭職進入某科技公司的80后創業者周南（化名）說。

　　“容易找的是錢，不容易找的是有遠見卓識的錢。”作為一家技術和模式雙創新的公司，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創業團隊這樣回顧在過往融資中的遭遇。這也是近幾年VC行業紅紅火火背后，創業者們感受到的另一面。

　　這家科技公司是一個80后占絕對多數的創業團隊，近10位合伙人中超過一半是80后，核心團隊的平均年齡不到30歲。這家公司致力于開發下一代健康監測智能家電，用戶能在無創、無擾的使用中，短短幾十秒內就獲得關于自身健康的數十個關鍵指標。這套系統瞄準的是一系列具有致死性風險的健康問題。

　　兩年多前，這家公司拿到了國內一家VC數千萬元人民幣天使輪融資，估值高達數億。這讓團隊在過去兩年可以安心研發，在檢測設備、芯片研發、AI研發、服務開發等方面取得了全面進展。近期，該公司在業內小范圍進行了產品原型機的展示，引起業界極大的興趣。

　　但顯然，能遇到沉得住氣的VC是需要一些運氣的。這家公司在最近的融資中，就明顯體會到了資本市場更“主流”而無奈的現狀。該公司內負責工業制造的合伙人宋先生說，自己公司這樣的“生意”，不是受今天中國市場VC喜歡的“主流故事”。

　　“在這個有些缺乏耐心的時代里，VC們，特別是那些所謂的‘教父’們，往往可以通過聯手炒作風口，尋找接盤俠，獲得豐厚的資本回報，將風險投資變成金融游戲。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催生的一般是單純的模式創新項目，這些類型的項目容易形成風口，引人追蹤，最符合資本的原始渴望。而技術類創新的項目，由于其本身較高的技術壁壘，和獨特的商業模式，不太符合VC們造風口的需求，因此很難成為‘主流’VC界的寵兒。”這家公司的醫學合伙人魏先生深有感觸地說。

　　位于北京的資立方信息科技公司是一家海外投資綜合服務平臺，該公司創始人王冠認為，目前中國的部分VC機構不是真正的風險投資，而是在以固定收益的方式做風險投資，比如簽訂對賭協議，賦予創業者無限連帶責任，幾年內沒有實現上市，必須承諾回購。投資方把回購條款設為基本條款，這實際上是在抑制創新。“要求回購、對賭、多少年上市，這樣的創業基金投不出來偉大的公司。”

　　80后創業者、北京華鍔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負責人安寧說，跟60后、70后創業者相比，80后創業者較少介入傳統的房地產、汽車、基礎設施等資源型領域，更多關注互聯網、新零售、消費領域，但這類創業領域門檻低，可替代性強，市場競爭極為激烈，稍有落后就會被同行超越，因此也是壓力最集中、資本回報要求最直接的行業。

　　“一直害怕提起失敗”

　　“我們一直以來的思想形態都是崇尚成功者，創業失敗了有人挺不過，這是社會觀念的問題，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創業失敗是正常的，不是羞恥的。”一位創業者表示。

　　北京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幾個月前剛剛關閉，原因是沒有找到持續的盈利模式，有股東因此退出。該公司CEO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我一開始不好意思對外講，我們失敗了。提起失敗，我一直是害怕的。”

　　北京幾何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幾何波士頓辦公室負責人常昊告訴記者，作為科技創新不竭動力的硅谷和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創業更像是一種職業——失敗了就把公司關掉，或者去大公司上班掙錢，或者接著開下一家公司。如果成功了，也有成熟的退出機制，一次成功的退出，可以支撐此后很多次失敗的創業。創業是為社會做貢獻的一種方式，當前在國內和大部分亞洲國家，創業卻往往成為孤注一擲的“人生賭博”，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然而，技術創新本來就有很多失敗的可能，當社會中存在眾多“極端創業者”，整個社會的創新和創業就變得不可持續。

　　“在中國，很多極端創業者也是被逼出來的。”這位負責人說，當前在國內，創業者和投資人往往并非兩個平等的主體。創業團隊常常在溫飽線上掙扎，他們只有破釜沉舟，在模式創新的賽跑中比對手更不顧死活，從而盡早地逼死對手獲得壟斷地位，才能早日迎來“躺著賺錢”的一天。

　　“沒有足夠資本的創業，營養不夠豐沛的技術創新，都是不值得鼓勵和宣傳的。”在美國成功運營過一家公司的生物信息專家時振說，很多發達國家的投資界對連續創業者十分尊重，他們能夠更為理性地看待創業和創業失敗。

　　“一些審批沒有照顧創新需要”

　　“一些不符合時代變化的行政指令，讓不少公司面臨困境。”一位創業者說。還有創業者表示，有些監管政策一年一變，不利于企業做長期的事業規劃。

　　一家高精制造業初創企業董事長、80后方姓負責人認為，一些行政審批并沒有照顧創新的需要。這家公司在深圳建了一個很大的工業實驗室，投資近千萬元。“實驗室有一個要求是必須無水，因為水汽影響儀器精準性，所以我們希望實驗室內不裝消防噴頭。但消防部門就是不讓我們通過。目前國內很多硬性標準是按照普通工業企業的特點去制定的，而很多高精制造業有自己的特定要求，這讓我們覺得很頭疼。”

　　王冠盼望行政審批手續能夠再簡化一些。他說：“公司運行中碰到很多行政負擔。公司行政、會計、出納，出去辦事通常要一天。公司任何一個信息變動，都要攜帶大量文件原件跑國稅、地稅、銀行五六趟。一些雇傭幾十個人的公司一天的運營成本就要好幾萬，行政手續繁雜等于變相增加用人成本。”

　　此外，一些行政指令有待積極更新。以共享辦公室為例，據一家互聯網企業負責人反映，根據相關規定，共享辦公室的地址視為虛擬地址，必須要有租房合同，有人員在該地址辦公。但一些創新的互聯網公司，可能很多人在家里就把代碼寫好了，不一定要在固定的地方。

　　還有創業者表示，有些監管政策一年一變，不利于企業做長期的事業規劃，導致一些“黑天鵝”事件出現。例如，當年政策支持互聯網金融的時候，定性為普惠金融。后來出了“E租寶”事件，全行業成了違規，造成投資人撤資，公司因此死掉。監管滯后于創新，很可能會遏制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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