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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曉晶在日前在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主辦的第1期“薊門破產重組對話”中表示，去杠桿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國的杠桿率特點是存在“一高兩低”的問題，“一高”是指企業杠桿率高，“兩低”是指居民和政府杠桿率都比較低。從絕對水平上看，國企債務負擔依舊較重，占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六成左右，國企去杠桿仍是重中之重，如果我們能夠真正通過破產重組處理好僵尸企業，大概能使我們的企業部門杠桿率下降6個百分點左右。
張曉晶指出，就目前來看，去杠桿是當務之急。但從中國經濟長期發展來看，總杠桿率還是會進一步上升的。一個發展中國家向成熟市場經濟體邁進過程中，全社會杠桿率的上升是可以預見的。目前發達經濟體的杠桿率一般來說都遠高于發展中經濟體就是最好的證明。一個成熟經濟體，特別是在金融體系發達、本幣國際地位提高情況下，舉債能力大大增強，意味著能夠更多地借助于債務杠桿來推動經濟發展。
“杠桿率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杠桿率的錯配以及治理能力不足。”張曉晶指出，杠桿本身無所謂好壞，金融就是杠桿，沒有杠桿金融也就不存在了，問題在于杠桿資源的配置是否合理，如果都是低效率企業在加杠桿，而高效率企業卻加不了杠桿，這就會產生杠桿率的錯配，也就是金融資源的錯配，從而帶來風險。另外，治理能力也極其重要，如果治理能力不行，杠桿率一上升就會非常緊張;而隨著我國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們將可以承受更高的杠桿，而不會有今天面對杠桿率風險的緊張。
張曉晶認為，目前政府淡化GDP增長目標，其目的就是不必為了保持經濟增長而進行大幅信貸擴張，有利于去杠桿。未來去杠桿應該分“三步走”戰略。第一步是降低杠桿率增速;第二步是穩定杠桿率水平，改善杠桿率結構，從而降低風險。主要原因在于不同部門不同主體承擔風險的能力是不一樣。比如，政府部門掌握的資源多，負債能力強，杠桿率向政府轉移可以適度減弱風險;同樣，居民部門目前的杠桿水平較低，負債空間較大，從而居民部門適度加杠桿也能降低總體杠桿率風險。此外，外債少內債多也會使風險降低。因此，國際評級機構還有投行，看不到我國杠桿率結構改善而總是計較于杠桿率水平的做法就是非常偏頗的。第三步是實現杠桿率的有所下降。這除了各方面政策的協調配合，比如管控信貸、發展直接融資、硬化預算約束、減少政府隱性擔保等，還需要破產重組的推進、僵尸企業的處理以及杠桿錯位的糾正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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