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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9日透露，發改委日前組織召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際聯席會議，明確了未來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重點是低收入群體的增收。將通過加大資金支持力度提高兜底保障水平，并且完善低收入群體精準識別和幫扶機制。(10月10日《經濟參考報》)
按照木桶理論，提低毫無疑問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礎。只有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提高，縮短與高收入者的差距，并通過提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厚度，毫無疑問，對社會穩定、社會和諧、社會正義都將產生積極影響。
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才能有效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才能讓提低不淪為收入差距拉大的“遮羞布”，需要全面分析和研究。因為，單一的提低，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不能縮小收入差距，不能使社會財富分配公平。提低在縮小收入差距的功效，必須建立在收入分配秩序的規范與合理上，建立在各種不規范收入行為的控制上，建立在就業的穩定和收入增長的可持續性上。
事實也是，如果一方面不斷地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一方面放任各種不規范的收入分配行為，那么，提低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甚至提低反而會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所以，如何在提低的同時，增強收入分配秩序的規范性，將各種可能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不規范行為控制好，并納入到規范的分配范疇，將對提低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對縮小收入差距產生積極的作用。
而在經濟轉型時期，各種不規范的收入分配行為還是比較多的，存在的空間也是比較大的，不僅不同的市場主體會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較大差距，不同地區也會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一定差距，更重要的，體制外的收入分配行為，常常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影響更大。如明星的演藝和代言收入、專家學者的講座與兼職收入，包括一些教師的課外上課收入，以及不規范的炒股收入、炒房收入等。當然，腐敗收入、違規收入等，就更是收入分配制度所不容的。然而，正是這些不規范收入，卻在制度上沒有得到很好的規范與約束，繼而使收入分配陷入了提低遠跟不上高升步伐的怪圈。
很顯然，規范才是提低的前提，是提低能否產生正面效應的關鍵。因為，我國出現的高收入群體收入增長過快現象，主要就是收入分配不規范造成的。一旦收入分配秩序規范了，控高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而不需要專門出臺控高政策。
而對提低來說，除了列入財政保障范圍的人群之外，擴大就業仍是提低的最根本手段。提低決不能靠政府、靠用行政手段逼迫企業提高工資收入標準。提低，一方面要依靠居民就業創業意識的增強，主動選擇適合自己的就業創業工作，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縮小與高收入者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減輕企業負擔、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負擔，提高中小企業的效益，以此達到提高員工收入水平的目的。切不可在企業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強行提高員工收入標準，包括最低工資標準，避免將企業推向死路。企業活，員工的收入才能活，企業效益高，員工的收入才能高。這一點，必須牢記。
當然，在提低問題上，一定要注意重此輕彼問題，也就是說，既要重視城市居民的收入提高問題，也要重視農村居民的收入提高問題，既要擴大城市居民的就業，也要擴大農村居民的就業。特別是農村的失地農民，應當成為提低的重點人群。因為，他們已經成為城市和農村都邊緣化的群體，而隨著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這部分群體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相反，相關的政策、制度、保障等卻沒有跟上，若不重視，出現問題的概率很大。
總之，提低是收入分配氣度改革的基礎，基礎夯實了，收入分配的大樓也就堅固了。但提低必須以規范收入分配行為為前提，用收入分配行為的規范提升提低的效率。在此基礎上，通過擴大就業、鼓勵創業、減輕企業負擔、提高企業效益等為提低創造良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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