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代表委員論國是

　　近來，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民間投資增速不斷下滑。引發我國民間投資下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長期存在的老矛盾，又有新問題；既有投資空間壓縮導致的下行，又有融資渠道不暢導致的擠出；既有外部體制機制不順的原因，又有企業自身發展的因素；既有投資動力不足的原因，又有民企轉型能力跟不上的因素。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落實和完善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措施。深化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完善相關價格、稅費等優惠政策，政府要帶頭講誠信，決不能隨意改變約定，決不能“新官不理舊賬”。

　　激活民間資本活力，提振民間投資信心，需要采取以下對策：

　　第一，引導民間投資轉型升級，扭轉“脫實向虛”態勢，提升民企轉型能力，讓民企“能投資”。要多舉措推進民營企業轉型升級，做到“六個變”，即“變新”，提升創新能力；“變快”，提高周轉效率；“變優”，優化組織管理；“變精”，聚焦精品、精細；“變長”，延伸產業鏈；“變綠”，創造環保價值。

　　第二，進一步放寬民間投資市場準入，增強政府和國企投資的引導“協同效應”，防止對民間投資“擠出效應”，讓民企“有空間投”。要放寬市場準入，建立行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進一步放開民用機場、基礎電信運營、油氣勘探開發、配售電等領域，逐步消除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等領域設置的各類顯性或隱性門檻，引導和扶持民間投資進入醫療、養老、教育等民生領域，做到“法無禁止即可入”。“十三五”規劃確定的重大項目、重大工程和地方規劃明確的重點項目，有條件的都要創新機制，鼓勵吸引民間資本投入，并保護其合法權益。要建立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引導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最大限度為民間資本騰出投資空間。要大力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強國企投資的引導協同效應，通過出資入股、收購股權、認購可轉債、股權置換等方式，降低民間資本進入門檻，創造更多的投資領域。

　　第三，調整金融結構，形成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使民企“有錢可投”。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放寬金融市場準入，培育更多的金融主體。要引導商業銀行加大金融創新力度，建立針對中小企業的普惠金融事業部，制定符合民企特點的信貸管理制度、風險控制制度和風險補償機制，多渠道推進金融部門為實體經濟讓利，切實做到“三個不低于”，即對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于各項貸款平均增速、小微企業貸款戶數不低于上年同期戶數、小微企業申貸獲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要規范融資中評估、審計、保險等金融中介服務收費，推進政府主導的省級再擔保機構基本實現全覆蓋，降低融資擔保成本。推進“金字塔型”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穩步發展“新三板”市場，規范股權眾籌等新型互聯網金融業態，提高直接融資占比。

　　第四，組合出拳降低民營企業成本，讓企業有利可圖，使民企“想投資”。要進一步改革稅收體制，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全面實施營改增，落實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和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嚴格執行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政策，適當擴大企業減征、免征范圍。要嚴格落實涉企收費目錄清單，嚴厲查處“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行為。還要進一步降低民營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防止在財政下行過程中征收“過頭稅”，從嚴審批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以政府稅收的“減法”換取企業活力的“乘法”。

　　第五，完善產權保護制度，讓“有恒產者有恒心”，使民企“敢投資”。要推進產權保護法治化，堅持以公平為核心的原則，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各類生產要素、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保證法人和自然人的財產權、境內與境外產權主體的財產權同等受到法律保護。要完善政府守信踐諾機制，維護政策的連貫性和確定性，增強政府的規范性和公信力，營造安全放心的投資環境，增強企業家的“安全感”。

　　第六，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穩定投資預期，提振投資信心，鼓勵民企“長期投資”。一方面，以“親”密切政商關系。要鼓勵領導干部主動服務、靠前服務，通過簡政放權，暢通政府與民營企業間溝通、互動、意見反饋的渠道，加強政策咨詢服務平臺建設，建立涉企政策手機推送制度，健全市場信息服務體系和監測預警平臺等，為民企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另一方面，以“清”規范政商關系。要以制度厘清權力邊界，加強對黨政干部的教育引導，完善黨員干部行使權力的管理、監督、問責機制，保證政商交往界限分明、彼此清白，切實做到“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要注重對企業家的引導，讓其自覺成為遵紀守法、堅守底線的實踐者。

　　（作者為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