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村青年的城鄉之困：回不去的鄉村 扎不下根的城
浙江衢州的大年初二雖然不冷，一頭金黃色頭發的志偉還是習慣性地將雙手插褲袋里。每走幾步，他會甩一甩頭發——20歲的他認為，這樣會顯得酷一些。
“你們可能不知道，現在這個發型在城里很流行。”他坐在靠椅上，對幾位在本地打工的兒時玩伴說，杭州的下沙區有很多美女大學生，“我要是大學生該有多好”。
在城鎮化浪潮中，父母外出打工，志偉從小在爺爺奶奶的懷抱中長大。像志偉一樣，中國農村有很多青少年因缺少父母管束等原因只讀到初中，甚至更早輟學。
隨后，他們或者又讀兩年職業學校，或者直接進入城市打拼。這是一群渴望融入城市的農村青年，其中不少跟志偉一樣進入了美發行業。通過面對面交流，《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他們選擇做美發，除了可以“學一門手藝”，還因為美發在他們心目中是時尚和潮流的代名詞。
但是，現實的困境在于，他們依舊很難真正融入城市，始終覺得自己是斑馬線上的過客；他們大多也不愿再回到農村，“因為回去沒事做”。
扎根城市的“門檻”
志偉是浙江衢州人，家住后溪鎮東華村，當地因有一座始建于明末清初的古寺而小有名氣。
平日里，這座小山村異常靜謐，大部分青年都在外打工，年紀大的則在家務農。只有到了春節，青年們才像候鳥一樣回到鄉村，使這里重新熱鬧起來。
春節期間，在農村這樣一個熟人社會，誰家孩子的工作及薪資不再是諱莫如深的秘密，反而是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
不管“混得好不好”，青年們回鄉時都會盡量表現得體面一些。過年前幾天，志偉特意買了當地最貴的香煙，不遠處有熟人走來，他便會遞上一根，問聲好。
隨后的話題多半是他下班后在杭州的見聞。他會提到杭州西湖、傳媒學院的大學生，還有最流行的發型。不過他很少跟人提及他現在工作的詳情。
在《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允諾不透露其真實姓名的情況下，他和盤托出。仿佛找到了一個宣泄口，他張口就指責老板的精明與摳門。
“以前是兩塊錢，現在是一塊錢。”志偉說，他現在每天的工作就是為顧客洗頭，長達13個小時的工作中，最多只能為50多個顧客洗頭。也就是說，他每天能獲得50多元的報酬。“我每發兩根煙，就要洗一個頭啊。”志偉有點黯然。
他曾在衢州當地的一個小城鎮學習美發，當時感覺在小地方“沒花頭”，所以選擇去杭州闖一闖。到了杭州下沙，初中還未畢業的他發現，經常會有大學生來店里做頭發。
“他們跟我差不多大。”結識了幾個大學生的志偉說，“感覺大學很好玩”。他甚至在QQ簽名上寫著，“大學才是戀愛的天堂、交友的平臺”。
在他還是一名初中生的時候，與很多小伙伴一樣騎著單車上學，不過他不帶書包，被當地村民調侃為“上班族”。
這些“上班族”有著共同的特點，他們在當地城鎮化的潮流中離開農村前往城市打工。作為留守兒童，他們從小由爺爺奶奶照顧。人民網(92.27, -0.86,
-0.92%)在2011年5月進行的一項關于“全國留守兒童的學習狀況”調查顯示，農村學生中，留守兒童的學習興趣要比非留守兒童的學習興趣低一些。
“我現在沒有什么后不后悔的，反正當時不想讀書。”志偉說，他目前很看好美發行業，他認為做頭發是一種潮流。談及更長遠的規劃，他覺得自己在杭州扎根的可能性很小，畸高的房價會是最明顯的羈絆。
當地受過大學教育的呂建成也對記者坦言扎根城市的不易。他說，房價、物價，甚至未來丈母娘都會是門檻。
回不去的鄉村
盡管扎根城市艱辛，目前在浙江桐廬工作的呂建成還是有去大城市闖一闖的想法。“剛畢業的時候雄心壯志，現在在桐廬待了一年半，感覺連動的勇氣都沒有了。”他自嘲說，自己再不動就要老了。
不管是志偉還是呂建成，出身農村的很多青年都渴望離開農村，融入充滿更多可能與機會的城市。志偉說，他不想回到農村，“因為在家不知道做什么”。
作為男孩，志偉還可以像父輩一樣選擇務農，可是近年來務農的成本與收入倒掛，使青年們望而卻步。
在東華村，村民們除了種植水稻，柑橘也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不過從新世紀(13.71, 0.00,
0.00%)開始，橘農的眉宇從未舒展過，因為在農藥、化肥價格高企的同時，橘子的售價卻幾乎15年未變。
橘子沒有人收是當地村民最直接的痛楚。在行情差的年份，甚至要虧掉上一年一半的收入。在橘子賣不出去的年份，當地不少村民甚至手工將橘子剝成橘皮與橘肉，能賣一點是一點。
這在15年前是難以想象的。當時在春節前，就會有各地經銷商上門收購橘子，因為收成好，很少有村民會外出打工。
如今，當地的橘林已經日漸衰敗，一些外出務工的村民已經不給橘樹施肥、打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看到，枝頭的橘子無人采摘，熟透了的則掉了一地。
“回去更掙不了錢。”志偉說，他現在月薪雖然只有一千多，但相信日子會越來越好。最近，他剛得到老板的許可，可以給顧客染發了，提成是6%。
在他眼里，美發不是一項簡單的謀生手段，還是一種時尚。他告訴記者，每當看到顧客的頭發變得更“炫”后，內心的自豪感會油然而生。
與志偉類似，從事家電銷售的呂建成也從未考慮回東華村，“我已經回不去了”，“生活習慣和環境，已經融不進去，而且回去也沒有能力謀生。”呂建成說。
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幾年前生豬行情好的時候，當地有不少青年選擇生豬養殖作為創業項目，政府部門也給予相應補貼，但近年來生豬價格波動很大，而且突如其來的疫情往往會讓資金不夠雄厚的創業者一蹶不振。
出于經濟收入及風險的考量，大部分農村青年還是選擇去城市，盡管覺得自己只是斑馬線上的過客。
解決困境的路徑
春節回家過年，很多農村青年都會感嘆，村子變了。欣喜的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得到了硬化，農村污水管道也有了一定完善；感慨的是，農村垃圾已經讓昔日小橋流水的美景不復存在。
盡管每個村都設有垃圾箱，并有保潔人員負責運送垃圾。不過，據當地村民透露，保潔的人力有限，垃圾箱的清理頻率非常低。
去年12月12日至13日舉行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要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鄉愁里的中國》作者葉一劍在解讀此次城鎮化工作會議時說，心安之處是故鄉。他認為，應考慮如何將在城鎮化過程中失去的故鄉，在我們的城市中重建。
對于像志偉這樣的農村青年來說，更重要的則是告別現今“回不去的故鄉，進不去的城”的尷尬處境。單從數據上看，我國的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增長到2012年的52.57%，但“土地城鎮化”遠大于“人的城鎮化”。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新型城鎮化要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新華社報道說，去年9月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專門邀請兩院院士及有關專家，聽取城鎮化研究報告并與他們座談。不少院士認為，近些年來我國城鎮化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城鎮化率虛高，1億多農民工進城后享受不到同等公共服務，只能算是“半城鎮化”。
除了進城必須面臨買房壓力，回鄉又收入倒掛外，農村青年還因城鄉戶籍割裂等問題而迷茫。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率已超過50%，但城鎮戶籍人口的比重卻只有35%左右。按照半年以上常住人口的口徑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7億人中，有大約2.2億人仍然持有的是農村戶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林家彬接受《經濟日報》采訪時曾說，“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不到城鎮戶籍人口所能夠享受到的市民權利和公共服務”。
志偉說，他其實沒有想這么多，也不懂，現在只想快點學好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