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危機中的反思
　　匯率在危機中的角與色
　　匯率，作為國際貿易中最重要的調節杠桿，如今已經在浮動制的路上走了四十多個春秋。無論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美國的次貸危機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在貨幣壓制與反壓制博弈中，匯率這個詞匯是用到最多的詞匯，在壓制戰中，匯率戰是其中心戰役，究竟在兩次危急中，匯率的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呢？
　　究其根本——匯率失調引發東南亞金融危機？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起始就是泰國宣布放棄釘住匯率制而改行自由浮動匯率制。此后，多米諾牌效應開始，曠日持久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大幕由此拉開。這場危機席卷了東南亞地區的大部分國家，連中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都沒有幸免于難，韓國、日本和俄羅斯的金融市場也在全球股市的激烈動蕩中損失慘重。
　　有專家分析，引發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直接原因在于實行僵硬的匯率制度。這場危機醞釀階段，泰國實行的是缺乏彈性的釘住匯率制。所謂的釘住匯率制，是指一國貨幣與其他某一種或某一籃子貨幣之間保持比較穩定的比價，即，釘住所選擇的貨幣。本國貨幣隨所選貨幣的波動而波動，但相互之間的比價相對固定或只在小范圍內浮動，一般幅度不超過1%。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類，由于釘住匯率制較少調整與被釘住貨幣的匯率平價，它是介于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更靠近固定匯率制的一種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的優點是，有利于本國貨幣的穩定、治理國內惡性通貨膨脹、穩定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往來關系，也有利于提高一些經濟實力不強的國家的貨幣的信譽和地位。當時的泰國舉國借債，海外投資盛行，實行釘住匯率制就可以便于投資者做成本和收益結算，有利于國際貿易結算，有利于增強國際投資者信心。
　　但是，釘住匯率制也有明顯的缺點，就是容易是一國經濟政策失去獨立性。而且，如果新興市場國家與國際市場存在緊密聯系，其釘住匯率制度就更容易遭受投機性的攻擊和可能導致經濟失衡的積累，這樣的歷史教訓可謂比比皆是，遠的不說，單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幾次全面體制性經濟危機，都在一定程度上與釘住匯率制度有關，例如，1992年的歐洲，1998年的俄羅斯、巴西金融危機，2000年的阿根廷、土耳其等等。與之形成明顯對比的例子是同時期那些實行靈活匯率制度的國家，避免了那些采用釘住匯率制的國家出現的危機，如以色列、南非、墨西哥等。同時實行資本管制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也安然度過了這些危機，如中國。可以說，在新興市場國家實行浮動性匯率，有助于在危機中承受較大的沖擊。
　　另外，實行釘住匯率制的國家有義務在外匯市場上通過買賣該種貨幣，影響貨幣供求關系，以維持本國貨幣與被釘住貨幣的固定比率或使其浮動保持在一個預定幅度內。如果政府實行干預，很容易高估實際匯率，從而使國際投機家有機可乘，造成貨幣貶值。國際游資對此類匯率制的沖擊表現為國際金融市場上投機力量與被沖擊國中央銀行圍繞是一個相對固定的匯率水平，進行拋售本幣與反拋售本幣的爭奪。這種爭奪的直接結果若是被沖擊國干預失敗，會引起巨大震蕩。所以，正是由于泰國所實行的這種看似利己的匯率制，實則為自己以后遭遇沖擊埋下了禍根。
　　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泰國深層次的金融問題為匯率失調再次留下隱患，比如，在開放過度的金融市場，金融監督卻不到位；本來就脆弱的銀行體系內，呆賬壞賬的比例卻上升不斷；外債數目巨大，比例也不合理；地區之間經濟結構雷同發展，經濟泡沫化卻同時伴隨……所以，在這樣千瘡百孔的國家內部，匯率制度的變化成了金融動蕩的導火索。
　　牙買加體系允許成員國自主選擇外匯制度和安排，一國如果想從釘住匯率走向自由浮動匯率并不是不可能，也非不可行，但需要一定的約束條件，尤其是走向浮動匯率制度的時機選擇，關鍵要在貨幣匯率維持在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上。由于在一夜間，倉促的將釘住匯率制改為浮動匯率制，就造成了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上的資金供求失衡，長期積累的貶值壓力促使貨幣出現突發性大幅貶值，造成了市場信心喪失，資本不斷大量外逃。“羊群效應”逐漸顯現，一連串的東南亞國家相繼發生資本大幅撤離現象，金融危機成為全面性經濟危機。
　　當然，我們并不是要全面否定釘住匯率制，并得出它是導致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的結論，我們只是客觀分析它在東南亞危機中的角色。同時，我們更不能將浮動匯率制看成是安全無憂的匯率制方式，菲律賓在1997年金融危機發生前就開始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了，但在也沒有逃脫災難性打擊。我們以上的分析，所能得出的理性結論就是，選擇的匯率制度適合與否，須經市場規律的檢驗，須適合該國的經濟、政治形勢以及世界經濟的發展。雖然從匯率制度發展趨勢上看，總方向是朝著浮動匯率方向發展，但對于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如何“趨釘住匯率之利”，同時“避浮動匯率之害”對于避免危機的發生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在選擇合適的匯率制度的同時，還要實行進行管理，這才是更具有現實性和可行性的。對管理匯率制來說，主要是使本幣匯率建立在相對均衡的供求關系之上，既避免了大落大起，又保持了一定彈性，主要包括：對資本項目采取嚴格的監管措施，合理調整國內經濟結構和產業比例，防止股票、房地產經濟過度膨脹和經濟泡沫化現象，清理和防范銀行呆壞賬，保證銀行體系穩健運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