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于轉變發展方式：宏觀上經濟調控方式的變化

可持續增長需要從宏觀調控方式的轉變中尋求增長均衡性。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總量失衡不斷發生變化。在1998年之前，失衡的基本方向是需求大于供給，曾經發生過三次較明顯的通貨膨脹，即1984年底至1985年春，1988年夏秋之際，1994年至1995年，這三次較嚴重的通脹每次發生的誘因不同，但總的背景是需求大于供給的失衡方向下發生的。從1998年下半年之后，我國經濟總量失衡方向轉變為需求相對不足，直至2002年，我國經濟甚至出現了三年之久的“通縮”，物價上漲率在2%以下。宏觀經濟政策也由以前的緊縮政策轉變為擴張性政策。自2003年起直至2007年我國進入一輪高速增長，每年增長率均在二位數以上，年均增長10.6%左右，而且通貨膨脹也很溫和，但其中發生的總量失衡具有新特點。在投資和消費領域出現了反方向的失衡，即投資領域需求過熱，而在消費領域需求不足，特別是工業消費品和產能過剩嚴重。相應地采取了淡化總量政策而強化“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結構性政策。2008年則是我國宏觀失衡變化最為迅速和復雜的一年，宏觀經濟政策從年初的緊縮轉為年末的擴張，發生了方向性的逆轉。到目前我國宏觀總量失衡狀況更為復雜，“滯脹”可能性增大。從需求方面看，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擴大內需的一系列政策舉措有可能產生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能刺激需求，拉動增長增加就業，另一方面也可能沖擊物價，加劇通脹，關鍵在于這兩方面的效應哪方面更顯著，如果拉動物價的效應在強度上超過拉動增長的效應，在時間上搶在了有效拉動增長之前，就有可能產生“滯脹”。從供給方面看，30多年的平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長也可能產生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提高經濟效率推動技術進步，另一方面也可能提高對各類要素的需求，提高包括土地、能源、資源、人工等要素的價格，提高國民經濟的成本，如果提高效率的效應落后于成本提高的速度，物價上漲則在更大程度上由需求拉動轉為成本推動，也可能產生“滯脹”。事實上我國經濟現階段，無論是在需求還是供給方面，均存在兩個車輪賽跑的狀況。

我國總量失衡的動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系列結構性失衡起著十分突出的作用，一是總需求中的內需與外需結構失衡，出口需求的波動對經濟增長穩定性的影響過大。據測算，現階段我國出口需求增長10個百分點，大體拉動GDP增長1個百分點，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前，2003-2007年我國年均出口需求增長率在26%左右，大體上每年拉動GDP增長2.6個百分點，經過危機沖擊。由于全球2009年進入戰后首次負增長，我國出口需求增長率為-17%左右，相應地拉動經濟增長率為-1.7個百分點，前后比較由于出口增長率的變化，使我國經濟增長發生4-3個百分點的波動，這表明我國經濟增長波動性受世界市場波動的影響程度過高，與大國的基本內向型經濟要求（即投入和產出絕大部分依靠國內市場）不相符。二是在內需結構中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結構性失衡，國民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需求拉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年均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增長率保持在13.5%以上，2003年以來，更是從未低于24%，有些年份甚至超過30%，盡管我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客觀上促使投資需求相對其他階段更快些，但是長期大幅度高速增長使國民經濟產生深刻的結構性扭曲，不僅嚴重排斥了消費需求的增長，而且使國民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受到嚴重削弱。據測算，在現階段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超過30% 后，消費需求便會出現相應的負增長，而且與世界一般水平比，若內需拉動經濟增長10個百分點，世界趨勢是其中7個百分點左右是消費需求拉動，投資需求增長拉動只在3個百分點左右，而我國恰好相反，近7個百分點由投資需求拉動。三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扭曲，對經濟增長的均衡性和可持續性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方面，長期以來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三類社會經濟主體中結構失衡，與政府財政收入和企業產值增長速度相比，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滯后，近10年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大體上下降了10個百分點左右，這就不能不加深消費需求增長乏力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居民收入分配內部結構失衡，基尼系數自1994年以后，除個別年份（1999年）外，均超過0.40，而進入新世紀以來，多年均超過0.45，2005年后基本上在0.47水平上[8]，顯著超出了通常所說的警戒線。基尼系數的提高表明高收入階層收入提高更快，收入差距擴大本身就意味著社會消費傾向降低，導致內需不足。因此，收入分配結構是否合理，不僅影響公平目標，同時影響效率目標。四是城鄉發展結構性失衡，一方面，我國現階段城市化率雖然已進入加速期（30%-70%間為城市化加速期），但總體水平不高，僅在47%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世界總人口中城市人口首次超過鄉村人口），而且其中把離開戶籍所在地半年以上進城務工的1億多農民工也計入城市化人口，但其真正的生活方式和福利保障水平與市民仍存在顯著差距。另一方面，我國在城市化率低的同時，城鄉差距大。據統計，現階段我國農村人口年均純收入大體相當城市人口年均可支配收入的30%，或者說3個多農村人口的收入才抵得上一個城市人口的收入，考慮到農村農戶的生產性質和農業生產投資性支出，就消費力而言，至少4個以上的農村人口的消費力才抵得上一個城市人口。而我國13億多的總人口中，有超過50%的是作為農村人口存在，導致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消費需求動力主要依靠不足50%的城市居民支持，這是需求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五是產業結構失衡，其中突出的一點在于現代化服務業發展落后于經濟發展的要求，與工業制造業的發展間存在嚴重的結構矛盾。我國的工業化率按當代國際標準，已到達工業化中后期，而我國現代服務業的比重預計到今年年底可望達到43.3%左右（十一五規劃目標），顯著低于當代世界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這種產業結構的失衡，降低了我國國民經濟增長對于就業的結構性吸納能力。工業化加速過程中，第一產業大規模轉移剩余勞動力，第二產業伴隨著內部結構朝著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的演變，同樣的增長率能夠帶來的就業增長彈性越來越低，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加速發展實現充分就業，不僅要不斷加快第二產業的發展，加劇經濟過熱和通脹壓力，而且單位經濟增長率帶來的就業增長機會不斷減少，難以形成充分就業，反而可能陷入“滯脹”。因而產業結構上的這種失衡不僅加劇著各方面的矛盾，而且嚴重困擾著均衡增長目標的實現。還可以尋找其他方面的結構性失衡，但上述5個方面的結構性失衡對我國現階段的均衡和持續增長已經構成較為突出的影響。

要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必須努力改變宏觀調控方式。宏觀調控方式的改變與我國市場化進程階段性特征相適應。我國市場化進程的重點發生了轉移，從市場規模構建轉為市場秩序完善；市場化進程的焦點發生了轉移，從國有企業改革轉為政府職能轉變和改革。相應地，現階段我國制度創新的關鍵集中在三大制度創新上，一是財稅制度改革，包括公共財政制度的改革和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的財稅結構改革；二是金融制度改革，包括金融市場化和央行獨立性的提高；三是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土地資源配置方式的改變和農村土地制度的調整等。沒有這三方面關鍵制度的創新，我國現階段宏觀調控方式改變和調控效率的提升，都面臨嚴重的障礙。

就實現宏觀調控具體的方法而言，依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可以也應當注重強調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的統一，供給管理的核心在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總需求管理無論是運用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或是匯率政策，其需求效應均具有短期顯著性。因而，貨幣、財政、匯率政策的供給效應往往容易被忽略。比如，擴張性的財政收入政策（減稅）在刺激需求的同時也可以帶來降低成本的供給效應；緊縮型貨幣政策（加息）在緊縮需求的同時，也可能促使企業和項目提高贏利能力和競爭性效率的供給效果；人民幣升值，在緊縮出口需求的同時，也會帶來進口價格下降進而降低相應成本的供給效應。事實上宏觀政策的供給效應顯然長期才能顯現，但其作用往往具有根本性。對于我國來說，由于特殊的體制轉軌特征和后發優勢的存在，在實施供給管理上更具可能和必要。首先制定和實施較為系統的產業政策，包括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政策；其次，制定和實施較為明確的區域結構政策，包括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明確區域性增長極；其三，制定和實施持續的技術創新政策，包括技術、產品、制度、市場等多方面的創新；其四，制定和實施人才戰略，提高人力資本的比重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其五，制定和實施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等降低社會成本和發展成本的長期發展政策，等等。[9]

當然，在實現宏觀經濟目標的調控方法上協調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必須有相應的體制條件作保障，即必須在深化市場化進程并且不斷完善市場機制的基礎上，系統地引入政府的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如果沒有這一制度前提，總需求管理便成為不可能。同時，總供給管理也極可能演變為計劃經濟下的政府直接控制經濟，因為，供給管理的政策效應相對于總需求管理而言畢竟更直接地作用于企業和勞動者。[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