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我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優勢
首先，從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看，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加速期，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時”。按當代國際工業化標準，我國工業化率顯示我國發展正處于工業化中后期，即工業化尚未完成，但已進入由一般加工制造業為主向重工、重化工為主的產業革命深化的階段。據測算，我國京、滬、津三個城市已基本完成工業化（工業化率達100%），其他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工業化已進入后期（工業化率一般在70%以上）,而西部部分落后地區工業化尚處于初期階段（工業化率一般在50%以下，甚至有的地區僅為30%左右），其他地區則在工業化中期。全國加權平均所得工業化率在工業化進程的中后期。從經濟發展史來看，這一階段的經濟發展通常是高速增長期，這一高速增長期的長短在不同國家有所不同，但一般說來，越是大國這一時期相對越長，因為要解決的問題更艱巨；越是先發展的國家這一時期相對越久，因為缺少后發優勢。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長。按照我們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成為全面小康社會（相當于國際社會上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到2030年真正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等一系列目標，成為當代新興工業化國家（相當于國際社會高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也就是說，在未來10-20年里在我國完成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階段之前，完全有可能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率，這意味著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在一個前后長達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期的中間，在這一時期，無論是投資需求還是消費需求均具有較高的增長動力，若再考慮到我國特有的人口規模和“人口紅利”，這種需求動力就更為強勁。這種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構成我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時”。 其次，潛在的城市化空間是支持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我國城市化水平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落后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2009年世界首次出現城市人口超過農村人口，而我國城市化率僅為46%略強。同時，我國這46%的城市化中還包含1億多進城民工，而進城民工雖然離開農村戶口所在地半年以上并以務工收入為生進城，但其生產方式和社會福利水平與真正的市民有很大差距，這表明我國城市化率不僅規模低，而且質量水平也不高。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城市化率水平低的同時，城鄉差距懸殊。從收入水平上看，據統計我國目前平均每個農村居民年純收入僅相當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而農村居民家庭同時又是生產者，其收入能夠用于消費的部分就更少。據估算平均每個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不到市民平均水平的1/4。換句話說，我國作為一個擁有13億以上的人口大國，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長期主要依靠不到總人口50%的城市居民收入增長拉動，而50%以上的人口作為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長期滯后，不能不使我國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結構嚴重扭曲，其可持續性受到極大的局限。因此，我國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城鄉差距的縮小，不僅推動著社會經濟均衡發展，而且是擴大內需保持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我國現階段城市化的進程，已進入加速期，一般說來，城市化率達到30%-70%之間是加速發展時期。我國不僅城市化規模提升空間巨大，而且城市化質量改善的空間更大，在改善和完備現代城市的功能過程中，必然要求在體制上加快市場化，很難想象脫離較完備的市場機制能夠發展起現代城市，現代城市是市場機制功能上的集合；必然要求在產業結構上不斷高級化，尤其是在現代工業制造業基礎上發展現代服務業，如果說工業制造業的發展主要決定了城市的規模，那麼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則主要決定著現代城市的質量；等等。而經濟體制的市場化和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都是提高經濟增長效率的重要條件，因此，城市化規模和質量的提高不僅使更多的農村人口生活方式轉變為城市現代生活，從而創作出更大的需求以推動增長，而且使經濟資源在更大程度上從傳統方式轉入現代市場體系和產業結構體系，這本身就是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的過程。
其三，非均衡的區域經濟結構，既是我國現代化發展水平低的表現，同時也是支持我國可以更持續地保持高速增長的因素。我國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的客觀存在，使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地區推動力上呈現出梯度狀態，從而持續拉動經濟高速增長。如果說以前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區域推動力，那麼伴隨我國西部大開發的深入和中部崛起的加速，即使東部沿海地區進入增長速度逐漸放慢的增長拐點（比如通常所說的當人均GDP達到15000美元后），西部和中部卻可能恰進入高速增長期。此外，各地根據當地優勢和資源稟賦，發展和培育“增長極”，努力擴大極化效應，能夠極大地提高我國區域經濟結構性效益，不僅提升著高速經濟增長可持續性，而且提高著經濟增長的效率。近些年來，我國政府先后批復涉及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北京中關村高科技園區、天津濱海新區、福建海西經濟區、陜甘關中——天水經濟區、黃河三角洲、中國圖門江區域、橫琴新區、安徽皖江城市帶、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曹妃甸循環經濟示范區、海南旅游島、廣西北部灣經濟區、江蘇沿海城市帶、遼寧沿海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武漢城市圈、中原城市群等20多個國家級地方發展區域戰略規劃，這種區域性增長極的批次涌現不僅提高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均衡性，而且推動著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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