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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政》
紀碩鳴周東華著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年1月
“中國模式”是近年來比較熱的詞，各種各樣的人都在說著“中國模式”。普通人大多只有模糊的感受，卻說不清“中國模式”的究竟。其實，很多國內外學者在這個話題面前，處境與普通大眾也差不多。最近一本新書《中國新政》也涉及到了這個問題，因此抽空讀了一遍，感覺作者在這個問題上還是不清晰。
《中國新政》把中國的現代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結束，這種分期很常見，幾乎是研究中國必然的一種劃分，不同只在于，對于這個階段如何評價。有一些人把這個階段說得一無是處，以凸顯后來改革開放的唯一正確性。但此書的作者并沒有如此簡單化，而是肯定了這一時期的成績和貢獻。作者以“革命黨”用革命模式來管理中國這樣的說法，解釋了那個時代的特征。當然，與“革命黨”相對的是“執政黨”由此也引入文革結束后的第二個階段。然而“革命黨”與“執政黨”的劃分并不完全合理，其調和左右的意圖并不能真正抓住中國問題的本質，對于“中國模式”的探討幫助不大。
人們常常把新中國的六十年分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作者與這一常見方式的不同在于，他對“后三十年”又有更為細化的劃分。作者把改革開放到2003年視為中國現代化的第二個階段，認為這是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作者把2003年以后至今，稱為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書名所顯示的“中國新政”階段。從領導人的交接班上看，這一階段實際上就是胡溫階段。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作者試圖從第三階段的“中國新政”中探討和總結“中國模式”的核心價值。但我認為，作者的探討還是有較大的局限性。
探討“中國模式”實際上涉及到一個思想和理論資源問題。“中國模式”的思想理論資源顯然不來自西方，因為現成的西方理論難以解釋“中國模式”，或者說現有的西方理論，大多數都與“中國模式”不相吻合。那么“中國模式”的思想理論資源是從中國的現實完全新長出來的嗎？有一部分也許是，但不能全部囊括。例如作者提到的“三個代表、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事實上并不是全新的系統理論，依然可以找到各自的思想和理論源頭。
作者認為，經歷了第二階段的高速發展，進入第三階段，中國面臨一個巨大的社會轉型。因為，第二階段積累了很多社會問題，例如，所謂“新三座大山”即住房、看病、教育。然而，作者在這個問題上，與一般的流行觀點并無多大差別。流行觀點認為，人均GDP在1000美元——3000美元的區間的時候，是社會矛盾集中突發的階段，每一個現代化國家都經歷過這個階段。我之所以不認可這種觀點，一是，按照這種觀點，現在的社會問題就是陣痛的代價，只有進一步提高GDP才能解決，這是唯經濟論，容易把社會引入誤區。第二，這種觀點以所謂共性代替個性，實際上，對現在的人是不公平的，為什么現在的人就必須經歷陣痛，為后面的人付出巨大的代價？更嚴重的是，現在的人付出了代價，后代就一定能收獲幸福嗎？本質上，這種觀點還是“歷史進步論”。第三，這種觀點某種程度上也是為當代種種不合理現象的辯護，例如“資本原罪、貪腐”等等，它似乎在說，在1000美元——3000美元這個區間，這些問題都是必然的，都是必須忍受的，都是將來能變好的。
作者接受了這樣的流行觀點，對于探討“中國新政”或“中國模式”并沒有帶來多少新意。因為，按照作者闡述“中國模式”的未來，依然是以西方社會為目標，所謂“中國新政、中國模式”不過是速度快一點，手段與人不同而已。但我認為“中國模式”的未來目標不改變，還是以別人為榜樣，手段的不同，并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不管是作者所說的“新三座大山”還是資本原罪、貪腐、貪官外逃、環境危機等等，還將長期性地繼續出現。
總體上說《中國新政》一書的核心思想，還是在用西方的思想源來解釋中國。雖然作者也顯示出對中國社會的關注和悲憫，但是，我認為，作者的探討還是比較膚淺，沒有抓住中國社會問題的關鍵，也就沒能在“中國模式”的探討上有真正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