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03年7月，達西前往波希米亞一處溫泉休息療養。由于他的石油工程進展緩慢，耗費甚多，他的身心和健康狀況深受影響。在那里，他頹喪絕望的心情逐漸好轉，這倒不只是由于療養，還由于結識了一個新朋友——英國皇家海軍第二大臣約翰·費希爾上將。這位海軍上將早已以“石油狂”聞名。這次相遇將最終導致達西事業的轉變，并把石油提到國家戰略中心的地位。

　　費希爾上將由于患慢性痢疾，經常前往波希米亞溫泉療養。這次前往，費希爾也是個心情沮喪的人。因為，就在前不久，英國海軍在“漢尼巴爾”號戰列艦上進行了第一次用油做動力供料的實驗。“漢尼巴爾”號燒著威爾士的煤從樸次茅斯港開出，身后拖出一溜白煙。后來，一聲令下，它開始燒油。結果，不到幾分鐘，“漢尼巴爾”號就完全被一團濃濃的黑煙包圍了。這糟糕的燃料簡直把實驗變成了一場災難。在現場親眼目睹這一景象的兩位燃油倡導者費希爾上將和殼牌公司的馬庫斯·塞繆爾深受打擊。達西和費希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偶然巧遇的。

　　兩人很快發現他們對石油都有著共同的熱情。達西急忙讓人送來波斯油田的地圖和有關資料請費希爾過目。費希爾看了這些材料后大受鼓舞。他把達西稱做“金礦百萬富翁”，并答應給予幫助。盡管這個起先始于幕后、后來公之于眾的幫助終將到來，但它從未像達西所希望的那樣迅速而及時。

“石油教父”

　　約翰·費希爾上將于1904年升任海軍第一大臣。他后來被馬庫斯·塞謬爾稱頌為“石油教父”。接下來的6年，費希爾將以前任們從未有過的方式主宰皇家海軍。他出生于錫蘭一個貧窮的英國農場主家庭。1854年，在他13歲時，他作為一個軍校學生加入了皇家海軍。他的升遷，不是靠出身和社會地位，而完全是由于他極度的聰明，嚴謹及堅強的意志。

　　費希爾最早是以一名魚雷專家聞名于海軍的，后來他搞過潛艇、驅逐艦、開耳芬羅盤、艦炮火力和海軍飛機等方面的研究。最后，他的目光轉到石油應用的問題上。早在1901年，費希爾就寫過：“石油燃料將使海軍戰略發生一場根本的革命。它將是一個喚醒英國的事件！”他希望用油代替煤來作為艦船的動力。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使艦船的速度更快，馬力更大，更有機動性。但他是少數派。其他的海軍首腦們認為威爾士的煤更可靠。

　　然而，作為海軍大臣的費希爾對達西所介紹過的計劃始終懷有興趣。為了使新開發的油田置于英國人的控制之下，他做了許多工作去爭取海軍部對波斯租借地的支持，并對緬甸石油公司施加壓力，去拯救達西。他的主要目標一直是使皇家海軍跟上工業化的步伐，并隨時作好戰爭準備。他比大多數人都更早地預見到，英國的敵人將是已經崛起于歐洲大陸的那個可怕的工業對手——德意志帝國。他將不遺余力地推動皇家海軍和英國政府采用石油，因為他堅信，在未來的不可避免的沖突中，石油燃料將成為勝敗的決定性因素。

“德國制造”

　　雖然德國和英國之間沒有多少直接爭議，20世紀初，還是有一些因素導致兩國之間出現越來越深的敵意。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國的海軍競賽——就艦隊規模和技術進步進行的競爭。

　　19世紀90年代末，德國政府開始全面推行其全球政治方針一要在全球政治、戰略和經濟中處于顯赫的地位，使德國成為世界強國。“新”德國在世界舞臺上咄咄逼人，只能使其他強國感到震驚和擔心。

　　對許多德國人來說，阻礙實現世界強國夢想的最重要障礙似乎就是英國的海上霸權。用一位將軍的話說，德國的目標是打破英國的世界霸權，從而為需要擴張的中歐國家騰出必要的殖民地。這首先就意味著要建設海軍與英國抗衡。德國于1897年發動了海軍競賽的挑戰，雖然德國知道10年的時間還不足以達到自己的目標，但還是指望英國最后對競賽的軍費開銷感到厭煩。然而英國的反應恰恰相反。挑戰給英國敲響了警鐘，刺激它全力應戰。海上霸權是英國世界地位和帝國安全的中心環節。英國正面臨巨大的壓力和問題。它的帝國負擔已超出所能應付的范圍，工業上的領先地位正從身邊滑向美國，更糟的是滑向德國。1896年，一部名為《德國制造》（MadeinGermany）的著作成為英國最暢銷的書。在這種情況下，來自德國的威脅更使人驚恐不安。一位內閣大臣哀嘆，英國是“疲倦的巨人”。

　　海軍上將費希爾毫不懷疑，只有德國才是英國未來的敵人。在費希爾的推動下，英國政府以其艦只的現代化和擴大建造計劃來回應德國的挑戰。到1904年，雙方在戰列艦的規模和速度、大炮射程和精確度以及開發諸如魚雷和潛艇一類的新武器方面的海軍軍備競賽全面展開。

　　兩國的軍備競賽是在社會和勞工騷亂、國內沖突、財政和預算緊張的背景下進行的。英國進行了一場“要大炮還是要黃油”的辯論。執政的自由黨兩面為難。“海軍派”支持“大海軍”政策和增加海軍部建造艦只的預算。“經濟派”則希望限制海軍開支，把錢投入到社會和福利計劃中去。隨之而來的辯論十分激烈。《每日快報》（DailyExpress）慷慨激昂地講道，要用海上霸權來交換養老金嗎？從1908年起，內閣中的“經濟派”以財政大臣戴維·勞埃德·喬治為首，也曾一度以溫斯頓·斯賓塞·丘吉爾為首。他不是一個坐等機遇的人，在當時的英國政治中，他是一個“匆匆忙忙的年輕人”。

官運亨通的丘吉爾

　　1901年，26歲的丘吉爾作為保守黨人進入議會。3年后，由于在自由貿易上的分歧，他退出保守黨，轉向自由黨。他的政治倒戈并沒有阻止他的晉升。不久，他成為商業大臣，1910年改任內政大臣。他全力以赴，成為“經濟派”的領導人，同勞埃德·喬治一起主張簽訂英德海軍協議以減少海軍預算，省出錢進行社會改革。這使丘吉爾受到廣泛的批評，但他卻毫不動搖。他聲稱，認為英德兩國的戰爭不可避免“完全是胡說八道”。

　　但是，1911年7月，德國炮艇“豹”號駛入摩洛哥的阿加迪爾，以此表明德國決心奪取非洲陽光下的地盤。“豹”號的作用適得其反，使英國、歐洲大陸國家特別是法國的反德情緒進一步增強，丘吉爾立刻改變了看法。從那時起，他深信，德國的目標是擴張，德國擴大艦隊就是為了威脅英國——對這種威脅必須進行反擊。他得出結論，德國就是準備發動戰爭，因此，英國必須集中資源保住霸主地位。身為內政大臣的丘吉爾開始對海軍的實力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關心海軍能否應付突然襲擊。他對一些高級軍官在阿加迪爾危機的關鍵時刻還去度假打獵極為不滿。1911年9月底，危機結束，丘吉爾隨即同阿斯奎思首相一道去蘇格蘭。一天，首相突然問他是否愿意擔任海軍大臣。“是的，我愿意”，丘吉爾回答說。

　　現在海軍部有了一位全力以赴確保英國在海軍競賽中取勝的大臣。丘吉爾說：“如果我們的海軍霸主地位受到損害，那么我們民族和帝國的前途以及多少世紀來由生命和成功所積累起來的財富就會不復存在，一掃而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3年里，他的指導思想非常明確：“我要像德國明天就要進攻那樣作好準備。”

　　在這場運動中，海軍上將費希爾是丘吉爾的盟友。他的年齡幾乎比丘吉爾大一倍，剛從海軍退休。盡管丘吉爾早先對海軍預算的抨擊造成兩人不和，但丘吉爾一成為海軍大臣，就馬上派人把老將軍請到他賴蓋特的鄉間別墅，把他爭取了過來。自那以后，費希爾成了丘吉爾的非正式顧問。

　　丘吉爾從費希爾那里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與石油有關。費希爾說，石油是保住霸權戰略的必然組成部分。他要使丘吉爾充分了解，對帝國海軍來說，油與煤相比具有哪些好處。聽到德國人正在建造以油為動力的遠洋輪船后，他感到震驚。他覺得更有必要盡快使皇家海軍改用油。為了加快使丘吉爾了解石油的課程，將軍同殼牌公司的馬庫斯·塞繆爾共商大計。早在10多年前，這兩人對石油潛在作用的看法就不謀而合。塞繆爾悄悄告訴費希爾，德國的一家航運公司已簽訂了一個為期十年的供油合同，其中有一部分供德國海軍的秘密實驗用。這使兩人的關系更為牢固。“你以前和現在都是這么正確！”塞繆爾在1911年11月底給費希爾的信中寫道：“內燃機的開發是世界所經歷的最重大的事件。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它一定會迅速取代蒸汽機……我聽說海軍部某些官員讓你頭痛時感到傷心。要有一位堅強而又能力非凡的人來彌補他們造成的損害。”

　　“如果溫斯頓·丘吉爾就是那個人，我會全心全意地幫助他。”

加快速度

　　此后不久，為了闡明石油的重要性，費希爾安排馬庫斯·塞繆爾與丘吉爾會面，但這位殼牌運輸和貿易公司的董事長并沒有打動丘吉爾。隨后費希爾給丘吉爾送去一張便函，首先為塞繆爾表示歉意：“他并不善于表達觀點，他是以賣貝殼起家的！現在他自己有600萬英鎊。他肚子里有貨可是倒不出來！”然后費希爾解釋說，他促成丘吉爾與塞繆爾的會面是要丘吉爾相信，能夠獲得足夠的石油，來驅動皇家海軍的艦只。他向丘吉爾解釋了石油比煤的優越之處：“油同煤一樣不會變質，因此可以大量儲存在水下油罐中，這樣就可以避免由于火災、轟炸及燃燒造成的損失。而且蘇伊士運河以東的石油比煤還便宜！”費希爾強調說，“貨輪如果采用內燃機，可以節省78％的燃料，增加30％的運貨空間，并且不再需要司爐和工程師。顯然石油將帶來多么驚人的變化呀！”海軍上將對轉為燒油的行動一拖再拖極為不滿，并提醒丘吉爾這可能導致危險的結果。

　　當丘吉爾來到海軍部時，海軍已經或者正在建造56艘完全靠油做動力的驅逐艦和74艘潛艇。所有燒煤的艦只也在鍋爐中摻一些油。但艦隊最重要的部分一戰列艦和旗艦——仍在燒煤。丘吉爾和海軍希望制造出新一代戰列艦，配備口徑更大的火炮和堅固的裝甲，并能高速沖在前面，在敵方艦隊前轉彎。費希爾提醒丘吉爾：“海戰沒有什么神秘的，最重要的是速度，這樣才能按照你希望的時間、地點和方式戰斗。”當時英國戰艦的速度為21節，但丘吉爾看到，“如能提高速度，就可以在海戰中注入新的因素”。軍事學院在根據丘吉爾的命令進行的一項研究中估計，速度達到25節的“快速艦隊”能夠勝過正在建造的德國新艦隊。總之，皇家海軍需要把速度提高4節，而不改用燒油這是無法辦到的。

　　丘吉爾被說服了。他認識到，石油不僅能提高速度，而且還能使艦只更快地加速。在活動和操縱方面，石油也具有優勢。它能擴大艦隊的活動半徑，使艦只可以在海上加油（至少是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而無須像燒煤那樣需耗費艦上1/4的人力。此外，它還可以極大地減少因加煤造成的繁重勞動、延誤時間和種種不便，使艦上司爐減少一半以上。在活動和速度方面，石油的優勢在戰斗最關鍵的時刻最為重要。丘吉爾后來寫道：“燒煤船在煤用完的時候，需要很多的人力從艦上邊遠角落的煤箱里把煤運到鍋爐附近或直接填入爐內，這會在戰役最關鍵的時刻削弱艦隊的戰斗力。燒油能使各類艦只的火力更強，速度更快，人員更少，成本更低。”

　　1912、1913和1914年的三個海軍年度計劃大幅度增加造船噸位和造價，這在皇家海軍歷史上是空前的。這三個計劃建造的所有艦只都用油做燃料，沒有一條燒煤的船（有些起初燒煤的戰列艦后來都改為燒油）。1912年3月，英國政府作出關鍵性的決定：在海軍預算中列入由5艘燒油的“伊麗莎白女王號”戰列艦組成的“快速艦隊”。丘吉爾寫道，由于這一“命運攸關的果斷行動，關系到我們生死存亡的海軍骨干艦只開始燒油，并且只是燒油”。

　　這一斷然行動也提出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到哪去找油，油源是否充足。從政治和軍事上考慮，油的供給有保障嗎？丘吉爾所冒的最大風險是在解決石油的供應之前就決定轉以油為動力燃料。

海軍上將解決難題

　　丘吉爾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煤改油引起的問題，包括價格、來源和供貨是否有保障。該委員會隨后建議成立皇家委員會更深入地研究這些問題。丘吉爾顯然希望由退休的海軍上將費希爾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而唯一的障礙就是費希爾本人。脾氣暴躁的海軍上將又一次對丘吉爾發了火，這次是因為他不同意丘吉爾所做的某些提議。1912年4月，費希爾從那不勒斯寫信給丘吉爾說：“你背叛了海軍，這是我同你的最后一次通信。”

　　后來，靠著無數好話，由丘吉爾和阿斯奎斯首相陪著費希爾乘海軍部游艇在地中海兜風，以及丘吉爾的一封措詞懇切的信才說服了性情暴躁的海軍上將。

　　燃料和發動機皇家委員會由一群著名人士組成，包括無所不在的石油專家托馬斯·博韋頓·雷德伍德。費希爾馬上全力以赴。當他得知德國海軍準備用油做燃料時，他更加心急火燎。

　　1912年11月，委員會發布報告的第一部分，并于1913年發布了另外兩部分。報告強調：“用油做燃料具有極大優點，對皇家海軍至關重要。”最后，馬庫斯·塞繆爾用石油驅動英國海軍的夢想終于要實現了。但仍存在一個問題：誰將從中獲利？可能的選擇只有兩個：強大和地位牢固的皇家荷蘭殼牌集團公司和勢力小得多并仍在苦苦掙扎的英倫-波斯石油公司。

殼牌的威脅

　　雖然創立英倫–波斯公司是達西、雷諾和緬甸石油公司共同努力的結果，而真正塑造公司的人卻是查爾斯·格林韋。他第一次做石油生意是在提任一家蘇格蘭貿易商行駐孟買的經理期間。與緬甸石油公司有關系的蘇格蘭商人請他協助創辦英倫-波斯公司。不到一年，他成了該公司的總經理。在以后的20年中，他一直支配著這家公司。開始時，他幾乎是在唱獨角戲，但到退休時，他主持的是一個在世界各地積極活動的一體化石油公司。格林韋為人倔強，固執己見。他一直不屈不撓頑強追求的主要目標是：把英倫-波斯石油公司變成世界石油市場的一支重要力量，使之成為大英帝國的中堅；抵制不受歡迎的皇家荷蘭殼牌公司不請自來的壓力，保證他自己對新公司毋庸置疑的控制。

　　英國的“決定命運的一舉”不可避免地刺激了皇家荷蘭殼牌公司更為激烈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英倫-波斯公司處于劣勢。它再度面臨資金緊張的壓力。對格林韋說來，時間十分緊迫，他不得不同時努力實現幾個目標：獲得資金，開發波斯的資源，建立石油公司，開發可靠的市場。并且，盡管它與皇家荷蘭殼牌公司有銷售協議，仍要避免被這個公司吞并。由于英倫-波斯公司資金不足，因而處于不晰地位。要想避開殼牌公司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去找英國海軍部。格林韋向海軍部提議，簽署為期20年的供油合同，并費盡心機建立一種能把公司從財政困境中拯救出來的特殊關系。

　　在向費希爾的委員會作證和游說白廳時，格林韋不斷強調，沒有政府的幫助，英倫一波斯公司會被殼牌吞并。如果發生了這種事，格林韋警告說，殼牌會處于壟斷地位，并以壟斷價格向皇家海軍供油。他強調塞繆爾是“猶太人”，迪特丁是“荷蘭人”，殼牌公司是受皇家荷蘭公司控制的，而荷蘭政府可能屈從于德國的壓力。他告訴費希爾的委員會，如果英倫-波斯公司為殼牌公司所控制，實際上最終將處于“德國政府控制之下”。

　　格林韋宣稱，他和他的同事如此關心英國的國家利益是要付出代價的，他們愿意犧牲附屬于殼牌的經濟利益而保持公司的獨立。他們所要求的回報只是英國政府的一個保證或一紙合同，“使我們的資本能得到適度的收益”。他不斷強調英倫-波斯公司自然要服從英國的戰略和決策，它是國家的有力工具，公司的所有董事率都這樣認為。

　　格林韋在皇家委員會作證之后，費希爾馬上把他留在會場外，與他私下交談了一陣。費希爾堅持，必須馬上采取行動，格林韋非常高興。盡管費希爾與馬庫斯·塞繆爾關系很好，但他完全清楚需要做什么。他寫道：“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控制英倫-波斯公司，并且在一切情況下保證它是一家徹頭徹尾的英國公司。”

　　格林韋的論點也贏得了其他方面的支持。外交部十分關注英國在波斯灣的地位，認為他的說法令人信服。外交部優先考慮的是英倫-波斯公司的開采權，“包括波斯的整個油田不應落入一個外國辛迪加的控制，英國在波斯灣的支配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的商業優勢。”與此同時，外交部也重視皇家海軍的具體需要。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說：“明顯，我們必須為皇家海軍保證在英國控制之下的足夠數量的油田。”雖然外交部有時對格林韋大談“殼牌的威脅”和大肆渲染英倫-波斯石油公司的愛國主義感到反感，但仍堅持上述立場。1912年底，外交部提醒海軍部說：“顯然，僅有外交努力不足以保護英倫-波斯公司的獨立，他們需要的是某種形式的金錢支持。”

援助英倫-波斯石油公司

　　金錢支持離不開海軍部。起初，海軍部對與英倫一波斯石油公司發展特殊關系不感興趣。它害怕卷入“帶有投機風險”的生意中，但三個決定性因素改變了海軍部的觀點。第一，人們越來越懷疑除波斯以外，能否得到可靠的石油供應。第二，燃料油價格大幅度上漲。由于海上運輸對石油需求增加，石油價格僅在1913年1月至7月間就翻了一番。第三個因素是丘吉爾，他正在推動相關的決策，要求海軍高級官員分析在平時和戰時狀態下石油供應的可行性、需求和后勤保障等問題。1913年6月，丘吉爾向內閣提出一個有關“向帝國海軍提供燃料油”的關鍵備忘錄，要求訂立長期合同以確保穩定價格下的充足供應。其中一條指導原則是保持獨立的多種石油來源，從而挫敗全球石油壟斷的形成。內閣原則上同意，正如首相給英王喬治五世的信中所說：“政府應該在可信賴的供應來源中獲得控制權。”但怎樣獲得呢？格林韋會見了內閣成員。在討論中，一個長期尋求的答案形成了，即政府成為英倫-波斯公司的股東，從而使財政資助合法化。

　　1913年7月17日，丘吉爾向議會發表講話。丘吉爾警告說，“如果我們得不到石油，我們就得不到玉米和棉花，得不到保持大英帝國經濟活力的6位數商品”。為了確保價格合理的可靠石油供應，海軍部應成為所需石油資源的所有者，或至少是控制者。

　　內閣決定派一個委員會去波斯調查英倫-波斯石油能否實現它的承諾。阿巴丹的煉油廠漏洞百出。一位緬甸石油公司的董事把它說成是“一堆廢銅爛鐵”，甚至它生產出來的油也沒能通過海軍部的測試，但委員會抵達前夕，由一位從仰光匆匆趕來的副經理指揮各種粉飾安排，這一招成功了。前海軍情報局局長、委員會主席、海軍上將埃德蒙·斯萊德私下對丘吉爾說：“看來這是一個完全健全的開采區，如果投以巨資，將會具有遠大的發展前景。如果我們控制這個公司，就會在海軍石油供應方面處于非常安全的地位，價格也會非常合理。”1914年底，斯萊德在正式報告中補充說：“如果允許開采權落入外國人手里，將是國家的災難。”

石油的勝利

　　斯萊德的報告給英倫-波斯公司帶來了天賜良機。公司的財政狀況持續惡化，但是現在，斯萊德保佑了公司的活動。最重要的是，他把它說成是皇家海軍用油的可靠來源。1914年5月20日，英國政府同公司簽訂了一項協議，但還存在最后一個障礙：財政部堅持，撥款需經議會批準。

　　1914年6月17日，丘吉爾在下院提出了一個歷史性的提案。他的提案有兩個基本內容。第一，政府將向英倫-波斯公司投資200萬英鎊，獲得該公司51％的股權。第二，政府將派出兩名董事進董事會。他們對涉及海軍部燃料合同的問題和一些重大政治問題有否決權，但商業活動不在此列。為了保密起見，另外還起草了一項合同，規定在20年內向海軍部提供燃料油，合同的條件頗具吸引力。除此之外，皇家海軍還將從公司的利潤中獲取回扣。

　　議會中的辯論十分激烈。查爾斯·格林韋和財政部的高級官員一起坐在官員席上，以備丘吉爾需要什么特別的材料。在座的還有議員塞繆爾·塞繆爾（他和哥哥馬庫斯·塞繆爾共事多年，共同創下了殼牌公司）和沃森·拉瑟福德。丘吉爾的講話使他們越來越焦躁不安和怒不可遏。除了半個世紀之前迪斯雷利出于戰略考慮購買蘇伊士運河的股份以外，丘吉爾關于政府取得一家私人公司所有權的建議的確是沒有先例的。有些議員代表選區的地方利益，主張用蘇格蘭的頁巖提煉石油，或者將威爾士的煤液化，他們認為，這樣可以提供更為可靠的供貨來源。然而，盡管議會內外有過強烈的批評，但這個提案仍以254票對18票的壓倒多數通過。優勢如此之大，甚至連格林韋都感到出乎意料。投票后，他問丘吉爾：“你是怎樣如此成功地駕馭下院的？”丘吉爾回答說：“靠的是攻擊壟斷和托拉斯。”

　　盡管簽署了新協議，但英倫-波斯公司并不是唯一向海軍部供油的廠商。1914年春，丘吉爾就殼牌向海軍供油合同親自與迪特丁談判。迪特丁對丘吉爾的青睞反應積極。

　　迪特丁是個實際的人，明白關于英倫-波斯公司的安排的原因。但仍有些人對政府購買英倫-波斯公司的股份感到迷惑不解。印度總督哈丁勛爵曾在德黑蘭任職兩年，對所有涉及波斯的事都抱有懷疑——他和他在印度的商級下屬都認為，依賴極不可靠的外國石油完全是不明智的，而英國本身有著豐富可靠的煤。其實道理非常簡單，這個決定是由于英德海軍競賽的技術需要做出的。英國海軍竭力保持海上霸權，而石油在艦只的速度和靈活性方面具有非常關鍵的優勢。這場交易確保英國政府獲得大量的石油供應，使英倫-波斯公司獲得急需的資金和可靠的市場。它直接滿足了英倫-波斯公司生存的需要，間接地滿足了帝國生存的需要。這樣，到1914年夏天，英國海軍全心全意地轉向燒油，而英國政府則成了英倫一波斯公司的多數股權持有者，石油第一次成了國家政策的工具，成為獨一無二的戰略商品。當然這絕不是最后一次。

　　作為海軍大臣，丘吉爾時常說，他的目標是使海軍像戰爭明天就要爆發那樣做好準備。然而在1914年6月17日議會辯論前的那幾個星期，歐洲似乎比幾年來更平靜，更遠離戰爭。然而這種情況不會持久。1914年6月28日，即議會通過丘吉爾的提案后11天，奧地利的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遇刺。直到1914年8月10日，英倫一波斯石油協定才獲國王批準。到這時，世界已經大變，7月30日，俄國進行戰爭動員。8月1日，德國向俄國宣戰，并進行動員。8月4日晚上23點，由于德國無視英國關于不要破壞比利時中立的最后通牒，丘吉爾向所有帝國艦只發出命令：“開始與德國保持敵對狀態。”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