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尋找低碳技術，還是尋找適合中國發展的低碳經濟模式，企業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然而，面對低碳經濟，盡管有些國內企業已經開始行動，政府也在積極倡導，但在沒有政策和技術支持的情況下，低碳經濟還只是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

“高碳”依賴難改變

　　全球性氣候變化促使低碳經濟走上前臺。科學家們已經認定，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造成的二氧化碳高排放，是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的罪魁禍首。因此，必須發展低碳能源以取代傳統的高碳能源，進而實現從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的轉型。
　　這一點，我國從政府、社會組織到企業都明白。然而，現實是，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重化工業發展迅速，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不可能停止，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長也一時難以改變。
　　雖然我國已基本形成以煤炭為主、多種能源互補的能源結構，但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的65％左右仍然為煤炭，電力結構中，水電占比只有20％左右，火電占比高達77％。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消耗能源2880.6萬噸標煤，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消耗能源14619.8萬噸標煤，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消耗能源24208.57萬噸標煤，橡膠制品業消耗能源778.49萬噸標煤。這些產業合計消耗能源就達42487.46萬噸標煤，占全國規模以上工業耗能總量的20％。
　　“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而且還在快速向前發展。中國的能源結構存在不合理狀況，能源的利用效率也不高，而隨著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資源的不斷消耗，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使經濟更好更快發展，是中國經濟面對的首要問題。”對于現狀，杜邦中國集團有限公司公共事務部總監徐俊告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一方面是推進低碳經濟的緊迫形勢；一方面是“高碳”依賴的無奈現狀。中國低碳產業處境“尷尬”。

相關政策缺失

　　“我們去地方考察CDM(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當地的官員和企業對低碳經濟沒有什么概念。他們只是把節能減排當做一項政治任務來抓，而對于CDM項目，也只是簡單地認為是籌集資金的有利途徑。”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CDM項目管理中心的一位項目官員如是說。
　　這是普遍狀態。目前我國對于企業污染，比如污水排放等，都有政策限制和相關監督，但對于二氧化碳排放量，至今沒有衡量的指標、體系和明確的獎懲制度。對于企業來說，很少能真正做到低碳發展。
　　“政府應該在政策、立法、規劃三個方面對低碳經濟給予支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秘書長莊貴陽說。
　　“清晰的政策目標，并傳遞成價格信號，可以促使企業和個人積極融入到低碳經濟的框架中來，長期的政策目標也可以給企業堅持低碳模式的信心。我國應制定與可持續發展總體方案相一致的新能源政策，還應做好長期投資的準備。”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張世秋表示。
　　徐俊也認為，發展低碳經濟的重點在于能源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技術的革新等，初期投入是必需的，但成效不會立竿見影，全社會的理解以及國家政策層面的扶持十分必要。

技術依舊是難題

　　對于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變現有能源消耗方式，相關方面也在積極行動。
　　目前，我國“973計劃”、“863計劃”當中有大量關于低碳經濟的技術研發項目課題，開發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術也屬于發展低碳經濟的技術支持。科技部在相關科技計劃中，對節能和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和封存、清潔汽車等具有戰略意義的低碳前沿技術也已經進行了部署，并加大了投入力度。
　　一些風險投資機構也在關注中國的低碳行業，數據顯示，中國的風險投資在環保行業的投資比例正不斷增加。
　　此外，中國目前有200多個CDM項目成功在EB(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CDM執行委員會)注冊，這些成功注冊的項目將可以得到國際上的資金和技術支持。
　　但是，由于低碳技術涉及電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門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潔高效利用、油氣資源和煤層氣的勘探開發、二氧化碳捕獲與埋存等領域，幾乎涵蓋了GDP的支柱產業，而這些支柱產業又有著不同的生產方式、發展階段和技術模式，要想掌握低碳核心技術，并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并不容易。
　　此外，盡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但實際上中國不得不主要依靠商業渠道來引進。
　　“這些技術研究成本很高，沒有政策支持，企業難以靠自己的財力實現技術轉型。現在，企業只能盡量在技術、生產流程中減少碳的使用和排放。”北京京誠嘉宇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楊曉東坦言。
　　“誰掌握了技術，誰就具有優勢。而如何獲得技術，主要看資金和產權。”在莊貴陽看來，中國低碳產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