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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2-11 作者:崔新生 來源:國際金融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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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華爾街金融震蕩揭開序幕時，有關資本經理的薪酬即成為眾矢之的。直到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上臺伊始，第一板斧就殺向了視為“可恥”（奧巴馬語）的受援企業。在這些企業中，不同層級的資本經理則是主要受益人。奧巴馬希望華爾街與其共度時艱，但很顯然：他參與白宮利益群體博弈格局過程中遇到了阻力。
弱國屈服于強國，不僅是財富較量，更是信用的博弈。而使金融震蕩減震日趨平復的是建設國家信用，國家元首作為被一國國民推舉的“經理人”，從哪兒下手能使日常事務綱舉目張，是考量經理人經營水平的重要標準，奧巴馬需要做的，或許是類似于當年的“馬歇爾計劃”，煥發國民精神以帶動國家迅速走出低谷，而不是對這些企業高管的薪酬進行所謂“限令”。
資本經理的薪酬激勵，是與其所從事的職業分不開的。作為實體經濟的生產者和經營者的薪酬獎懲，由于有對應的業績特別是傳統公司制嚴謹的財務制度約束，對其監督相對比較容易實現；而進行虛擬經濟及對資本經理的薪酬進行限制，首先涉及到的是對虛擬的定價機制。資本經理首先是深諳財務陷阱伎倆，時刻以將財務回報做到讓有錢人擠破門送錢來、而自己還要挑挑揀揀考慮要不要的人，在此“限令”，轉眼間就在別的地方通過“合理”開支給補上了。可以說，越是層級高的資本經理，就越可能是財務方面“弄虛作假”的高手。
這或許是市場經濟制度本身的破綻，任何一個政策或政令性的小補丁，都不足以完全將其補漏。當市場經濟從實體經濟形態越來越向虛擬經濟推進時，虛擬經濟不僅僅掌握了實體經濟的定價權，而且還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封閉的虛擬運行體制。虛擬經濟從某種意義上成為泡沫經濟，人類的經濟活動不再是分辨有沒有泡沫、而是泡沫多與少包括多少泡沫才是合理的問題。現代經濟學理論似乎已經完成了特定的歷史使命，在解釋虛擬經濟運行體制及其特殊性方面日顯笨拙。
資本經理是資本市場興風作浪的造富者，同時也是資本市場的寄生蟲。資本主義使一切向資本靠攏：資本即錢，資本化即資本經理。資本化是資本不斷進行價格變化以導致其價值升或貶的過程，在價值與價格之間，就是泡沫的寄生層。資本經理，也因此成了“泡沫人”：經營資本市場、但絕對不是這一市場的管理人。
作為華爾街“擎天柱”的幾大投資銀行，就是一堆泡沫人的集合體，如同兒童科幻片中的海綿寶寶，幾個“海綿寶寶”結成利益共同體，與政府即市場管理人進行對局博弈，或沖突或一致，直到達成最后的默契。
傳統的市場經濟及資本市場越來越漂移至虛擬形態時，資本的虛擬化首先面對的是人力資本的虛擬化，即智力資產的定價機制，如何在制度約束下隨行就市；特別是技術創新作為虛擬經濟的核心支撐，同樣面臨的也是其智力資產的虛擬定價，而這兩者的資本化以及定價，則必須通過資本市場來實現。這就使得一個虛擬的資本市場上，至少要承載技術虛擬的智力資產與人力資本這兩種虛擬形態的定價功能。而最關鍵的是，資本市場所發揮的對實體資產的定價，也要首先經過虛擬的即“泡沫人”來完成：人出于極權的需要，資本成了實現其控制意愿的工具，資本強暴了市場經濟，而不再發揮維持市場理性運轉和優化市場品質的作用——這一切已經又一次實證了非理性經濟制度理論的基本假設。
盡管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都遭遇了資本經理的“薪酬門”，中國的“泡沫人”如國泰君安等所涉及的薪酬質疑則屬于另一個范疇。在政策壟斷的壁壘內，這些“泡沫人”在制造泡沫方面，既受惠于壟斷又受制于壟斷，對其進行虛擬定價并不困難。因此，建立一個相應的薪酬獎懲機制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只是有共同點，即如果僅僅以某種“限薪令”來作為解決手段肯定是徒勞的。在財務陷阱伎倆方面，中國的“泡沫人”比華爾街的“泡沫人”相比可以一拼。
（作者系中國基金論壇秘書長、北京理工大學中國產業投資基金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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