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25日報道，鑒于金融監管缺陷是釀就眼下這場經濟危機的關鍵因素之一，奧巴馬政府計劃迅速采取措施，強化金融監管體系。奧巴馬政府官員說，美國現有金融監管體系將面臨大調整，新政府計劃通過各種聯邦法令或法規，對對沖基金、評級機構、抵押貸款經紀商、金融機構高官薪酬，以及信用違約掉期（ＣＤＳ）等復雜金融衍生品實行嚴格監管或監督（1月27日
新華網）。
釀成美國金融危機的原因很多，但從根本上說包括兩個方面，即宏觀和微觀方面。從宏觀上說，是美國實行的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指導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導致的。連美國前總統小布什都感慨說，為了挽救美國經濟和金融，自己不得不背棄自己一直奉行的自由市場經濟信念。從微觀上說，在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對經濟、金融監管上的嚴重缺失以及監管體制、法律上存在的嚴重不足是主要原因。特別是對虛擬經濟的認識和監管上存在的嚴重問題是導致危機的重要原因。正是對住房市場、次貸市場、對沖基金、評級機構、信用違約掉期（ＣＤＳ）等，容易引發泡沫的領域、產品、行業失去監管，才使得經濟金融泡沫被嚴重吹大，最終破滅，釀成危機。而這里面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金融機構高管不合理的離譜高薪成為吹大泡沫的主要動因。
正是在這種離譜高薪的利益誘惑和直接驅動下，一些金融機構才設計出了用小布什的話語說，就是莫名其妙的東西（金融新產品）。華爾街在泡沫嚴重期間，一天就能誕生難以計數的金融新產品，一些新產品連設計者自身都不能自圓其說。然而，這些產品卻令人不可思議地銷售火爆，背后則是大量金錢落入了金融機構高管的腰包。這就造成這樣一種局面：一邊莫名其妙、風險巨大的金融產品層出不窮、火爆熱銷，金融機構高管天價高薪越來越高，另一邊金融泡沫被吹大，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不斷被套牢，最終泡沫破裂發生危機，投資者損失嚴重、大量企業倒閉破產，殃及普通民眾，國家不得不付出巨大代價來埋單。
美國國會、民眾對美國金融機構包括實體企業高管的過高薪酬意見非常之大，小布什政府任期的最后幾個月已經意識到這種高薪使得救市舉措步履維艱，而且國會、民眾也不愿意看到高管享受天價薪酬釀成的金融危機最終讓納稅人來埋單。高管高薪是直接釀成危機的原因之一，高管高薪又使得政府注資救市措施陷入被動，失去國會和民眾的信任和支持。這也是奧巴馬政府上任后，把金融機構高管薪酬作為監管“沉疴”而堅決整治的原因之一。美國此舉對中國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值得深入思考和借鑒。
美國作為世界經濟的領頭羊，華爾街作為世界的金融中心，是很多國家爭相學習的樣板。這幾年，中國金融機構高管高薪連續翻番，都是打著與國際特別是美國高管高薪接軌的旗號。現在，連美國都在反思和糾正以往的偏頗，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自省，防微杜漸呢？
筆者注意到，1月24日從財政部獲悉，財政部已要求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規范薪酬管理，合理控制各級機構負責人薪酬，并根據有關規定暫時停止實施股權激勵和員工持股計劃。這份名為《關于金融類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有幾句話頗為引人矚目：2008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國外金融企業普遍調低了負責人薪酬水平；《通知》要求，各國有及國有控股金融企業要根據當前形勢，合理控制各級機構負責人薪酬，避免進一步拉大與社會平均收入水平以及企業內部職工收入水平的差距；要堅決防止脫離國情、當前經濟形勢、行業發展以及自身實際發放過高薪酬。
財政部能這么說不容易，表明政府已經意識到了問題并邁出了第一步，值得肯定，但總體上感覺還是粗線條的。筆者認為，當前有三點應進一步明確：一是明確和強化國有出資人代表，發揮國有出資人代表在國有及國有控股金融機構薪酬確定上的話語權；二是應像奧巴馬政府那樣通過制定制度甚至立法形式來限制金融機構高管的高薪；三是應有對非國有金融機構特別是上市金融企業高管高薪的限制措施。美國的金融機構大部分都是私有性質的，可出了問題照樣要靠政府來注資解決。從上市公司性質和防范金融風險的角度，從風險發生后對社會的危害來說，無論什么性質的金融企業都應該嚴格限制其高管的天價高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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