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本周六召開的全球金融峰會雖尚有時日，但大國之間的合縱連橫已密集展開，令人目不暇接。

　　11月7日，歐洲領導人在布魯塞爾舉行非正式會議，討論如何在峰會上推銷歐盟版改革“藍圖”；同日，由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組成的“金磚四國”在圣保羅舉行財長會議，就如何改革國際金融體系、讓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等問題交換意見；11月8日，胡錦濤主席同美國新當選總統奧巴馬通電話，焦點自然也離不開上述主題。
　　此外，如果算上10月18日美國現任總統布什、法國總統薩科齊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在戴維營的聯合聲明，以及10月24日-25日的亞歐峰會，一個由美國、歐盟和中國等新興大國構成的全球三角關系正逐漸清晰化。它表明未來國際經濟體系與二戰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至少存在三個顯著區別：其一，美國的主導權在衰弱；其二，歐洲希望擺脫追隨美國的時代，在國際舞臺上發出獨立的聲音；其三，新興大國正在迅速崛起，成為第三股力量。
　　此番大國在金融峰會上舞劍，劍鋒所指乃是國際金融體系的未來主導權。如果一定要把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必要性與當前的金融危機形勢硬拉在一起，怕真正相信的人不多。首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這次全球金融救援中表現可圈可點，并不存在立即終結的必要；其次，徹底改造國際金融體系是一個系統工程，指望一兩年就舊貌換新顏幾乎不可能，換言之，對于這次金融危機的解決并沒有直接幫助。然而，三方最終還是決定在11月15日坐在一起，商討如何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改革這一宏大命題。
　　三方之中，以歐盟表現最為積極熱切，而其他兩方事實上都是被歐盟“拉”進來的。金融危機爆發后，以英、法為首的歐盟即主動倡議召開全球金融峰會，要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長期以來，在全球金融體系兩大支柱中，美國人和歐洲人分別執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盟似乎沒有必要跟自己過不去。究其背后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在當前情況下，歐洲各國政府需要向本國民眾做出一個交代，而將歐洲卷入危機的原因歸咎于美國金融創新過度和國際金融體系監管不力無疑是一個省事的辦法；另一方面也是歐盟急欲先發制人，與其讓發展中國家在中、俄等新興大國領導下揭竿而起，將國際金融體系推翻，不如自己順潮流而動，以“改革者”的面貌將改革的主導權牢牢抓在手中。
　　美國參加此次金融峰會完全是身不由己，甚至可以說幾乎是被歐盟脅迫著走向談判桌的。美國非常清楚歐盟的分權陰謀，但直接拒絕又不可能——它并不希望在會議上成為各方的靶子；此外，美國還不得不努力讓世界相信，美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愿意與其他國家一起同舟共濟，只有這樣，美國才能從東亞和中東國家手中“忽悠”來錢。因此，消極出席是美國唯一的選擇，奧巴馬決定不參加這次峰會便是一個明顯信號。
　　而對于中國、印度及其他新興大國，參加金融峰會最直接的目的，主要還是希望擴大自身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但要做到這一點，新興大國之間須先就基本原則達成一致，并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但目前新興大國在這方面顯然還遠遠落后于歐盟；此外，新興大國必須明確自己的主張，而不能跟著歐洲的手勢起舞。表面上，歐盟和新興大國都認為應對當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改革，加強國際金融監管，但雙方差別的要害就在于：如何改革，由誰來主持改革，以及誰來進行監管。遺憾的是，目前恰恰是這一差別沒有充分體現出來。
　　從中國來看，積極參與此次金融峰會，有助于闡述中國的立場和主張，同時也是加強與其他新興大國溝通與合作的一次良機，未來新興大國只有進一步加強協調，才能制衡美歐。但具體到應對當前這場金融危機，抓緊時間構建東亞地區的貨幣金融集體防線似乎更為迫切。試想，如果連本地區金融合作都難以取得實質進展，侈談自己如何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難免力不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