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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雄心除了表現在拔地而起的環球金融中心之外，也表現在成立高層智庫“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上。該研究院正在成形的報告指出：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硬件和“軟件”兩方面條件結合。
的確，上海的硬件建設已接近世界一流，甚至在某些樓宇建設方面，陸家嘴還走在了世界前列。而上海的“軟件”建設則相對落后，主要體現在人力資源匱乏和制度能力缺失兩個方面。
2005年，倫敦合作組織研究員馬義德（MarkYeandle）等人發布了一個關于全球金融中心競爭力的報告。該報告比較了倫敦、紐約、法蘭克福與巴黎四個全球金融中心，將人力資源素質、監管環境、商務成本與商務環境、政府效率、稅收優惠以及法治環境等均納入考核。盡管這四個城市各有長短，但這些指標無疑是考核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變量。社科院金融所和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隨后的報告指出，上海的商務成本與倫敦、紐約和東京相比，不算太高。但金融業人力資源的素質卻大大不如其他幾個中心。一是因為工資水平的差異，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培養人才的機制跟不上變化的金融環境。
其次，在監管效率上，上海與其他四個中心相比，也有較大差距。政府監管層面，干預手段以行政干預居多，而依法監管的措施還比較少，這是由于相關方面的法律缺失，以及當前制度環境下“政大于法”的局限所致。對于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而言，建立并完善保護市場和投資者的法律至關重要。上海能否從社保案中汲取教訓，完善法制，提高依法監管的效率，這將會影響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步伐。因為只有有效和公正的監管，才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穩定發展的保障。
同時，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步伐也受制于中國金融改革的步伐。利率非市場化使得貨幣市場發展以及以利率水平為標的的金融產品創新直接受到約束，人民幣非自由兌換則使得外匯市場的創新受到制約，同時也影響了資本市場的對外開發速度與程度，進而影響了金融機構拓展國際業務的能力和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熱情。而且金融市場的主體信用基礎較為薄弱，金融機構主體的產權并不明晰，真正的負責機制尚未形成，這使得金融創新的內在動力不足。當然與紐約、倫敦、巴黎、法蘭克福、東京等綜合性國際金融中心相比，上海也有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其所處的長三角腹地區域面積和發展潛力不容小覷；政府政策的傾斜和支持力度也是一個優勢；而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也為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提供了良好的大環境。從最近大型國有上市公司回歸A股對滬指的推動、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的靈活度加大，以及大量民間資本涌入資本市場來看，上海的前景看好。
上海證交所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國際金融中心大致可分為如下三種類型：一是綜合性國際金融中心，如紐約、倫敦、巴黎、法蘭克福、東京等；二是區域性金融中心，如新加坡、香港等，三是避稅型金融中心。各個國際金融中心都具有自身獨特的競爭優勢，如紐約的“華爾街”、倫敦的“國際化”、法蘭克福的“衍生交易”及新加坡的“亞洲美元”等，但目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定位和核心競爭優勢并不是十分明晰。
因此，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首先須明晰定位，一個區域性的國際金融中心或許是較為適宜的定位；其次在努力提升自身軟硬件的同時，中國應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上海可借改革東風順勢而起；最后要進一步明確產權改革的方向，鼓勵金融創新。而這一切對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而言，并不輕松，誠可謂“任重道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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