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語言的工具屬性，強于其文化屬性。現代大都市，應該有堅持本土語言和習俗的自信，也必須有寬容和接納普通話以及其他方言的胸懷
日前，廣州市政協建議廣州電視臺某一頻道，在特定時段改用普通話播新聞。一則尚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建議，卻引來媒體、市民強烈反應，甚至有“粵語淪陷”、“廣州人面臨集體失憶”之說。
    推廣普通話還是“保衛”方言，實際上并不是“非此即彼”。按我國語言規劃理論奠基人周有光先生的說法，推廣普通話，是要實現“語文現代化”，普及現代共同語。而“保衛”方言，是維持地域文化生態和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背后是保持文化的多樣性。既求共性、也存個性，兩個目標相得益彰。
    中國歷來就是官話與方言并行不悖。前者提供規范，后者提供語料，向來都能互補與融合。從現實狀況看，通用語言文字法中，只強調在國家機關、教育、出版等領域提倡使用普通話，而不是“唯普通話獨尊”。
應該說，國家宏觀政策和法規層面，比較妥善地處理了普通話與方言之間的關系。如果硬生生將普通話與方言的有機聯系割裂，難免得出“推廣普通話就要‘保衛’方言”的結論。
    如果把語言問題放入城市化加速、社會轉型的背景中考察，或許可以看得更為客觀、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