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調查報告顯示，1977年至2008年32年間的1000余位高考“狀元”中，沒發現一位是做學問、經商、從政等方面的頂尖人才，他們的職業成就遠低于社會預期（6月28日《解放日報》）。

    無他，只是因為他們過于適應目前中國這種高考導向的教育體制罷了。他們之所以能成為高考狀元，主要是他們的心性、學習方式與思維方式比較適合當前的教育體制；而他們之所以不能在做學問、經商、從政等方面成為頂尖人才，恰恰也是因為他們的心性、學習方式與思維方式過于適應當前的教育體制，因而無法勝任各行各業那些具有挑戰性和創造性的工作，而創造性卻正是頂尖人才最核心的品質。換言之，對于那些本來具備創造性潛質的個體而言，當前的高考體制在給他們戴上狀元的光環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逆地扼殺和剝奪了他們的創造性，造就了他們的平庸。
    任何一種制度，都不是價值中立的，它往往獎勵某些行為傾向，同時又懲罰另一些行為傾向——在將某類人群定義為“選民”，為他們準備了天堂的同時，也將某類人群定義為罪人，為他們準備了地獄。當然，在這里，天堂和地獄是相對的，而且只是就其象征的意義而言，社會——尤其是需要創造性的行業——選擇人才還有不同于高考制度的其他向度。也就是說，制度與個體存在一個相互選擇和單向適應（不是相互適應，而是單向適應，即個體是否適應或愿意適應體制將決定體制對他或她的獎懲，因為體制往往是剛性的）的問題。
    任何行業的頂尖人才，其實也就是應對該行業所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能力最強的人，這種人的思維和行為往往具有極大的開放性和靈活性。而創造性人才的這種思維和行為品質，恰恰正是我們當前的高考體制所懲罰和排斥的——因為，我們的考試往往只信仰由權威指定的唯一的所謂“正確答案”。在一個剛性體制中，能否適應這種體制或適應的程度有多深，將決定他或她在體制中的位置。為了在這一體制中占據一個優勢位置，或曰為了適應這一利益分配機制，考試得高分是一個基礎性的必要條件，對于那些社會資本不豐富的學生來說尤其如此，而培養學生對紙上虛擬試題的無意識的“條件反射”則是考試得高分的最安全的辦法，可培養學生對活生生的現實有意識的研究探索精神卻對于考試得高分很難說有多大的幫助，自然也就被擱置于一邊，然而，后者卻正是頂尖人才的必備素質。
    異史氏曰，“狀元及第真可夸，一日看盡長安花。科舉制度多桎梏，小時了了大不佳”。但愿這份1977年至2008年32年間的1000余位高考“狀元”的調查報告所顯示的內容對迷戀狀元的國人和制度的設計者們能起到一定的警醒作用。具有創造性的人才是一個國家——甚至整個人類——最寶貴的財富，這類人才的多少及其成就的事業將決定一個國家現在和未來的國際地位。是改革目前的教育體制以培育創造性人才生長的土壤，還是固守目前的教育體制以維護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將是任何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教育家不能不正視并做出明智選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