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全國總工會于6月4日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企業工會建設充分發揮企業工會作用的緊急通知》。《通知》強調，企業工會應促進企業建立健全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共決機制、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提高職工特別是生產一線職工的勞動報酬。
　　鑒于前一段時間，一些地方頻發由職工薪酬問題引發的勞資沖突，上述《通知》顯然是有針對性的。“通知”被冠以“緊急”，在全總所頒發的官方文件中也極為鮮見。
　　去年下半年以來，從中央領導到相關部委，從學界、業界到媒體，從坊間熱議到“網絡表達”，提高一線職工薪資已成為社會基本共識。擬定中的“工資條例”（中央級行政規章）在年內出爐也勢所必然。但圍繞加薪的來源、渠道、操作方法之爭（背后是各種阻力）卻不見消退，甚至日趨尖銳和對立。
　　對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及收入普遍很低的一線職工來講，擬定中的“工資條例”對加薪將以何種行政力量來推動，他們并不關心；他們在意的是何時能將所加薪水揣入自己的腰包。而對政府來講，加薪要想口惠實至，首先面臨的是“薪”從何處籌集的難題。
　　一般市場經濟形態下，生產經營活動的初次收益分為三大塊：職工獲取的合法勞動報酬，包括工資、福利及須由企業繳納的社保；資方分享的稅后利潤；政府的合法征稅。在我國的現實國情之下，初次收益分配中，政府除依法征稅（對企業也對廣義的勞動者）之外，還額外征各種費用。國人曾長期感慨“征稅猛于虎”，其實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則謂“征費兇似狼”。簡言之，國內初次收益分配，蛋糕至少要分切為四塊，政府占有其中兩塊。
　　蛋糕的大小在特定時間段內是恒定的。若資本所得和政府稅費分切過大，職工所分蛋糕自然就小。而國內正是長期如此，由此引起矛盾激化和沖突頻發，已逼近社會所能承受的臨界點。何況，直至眼前，矛盾仍在繼續積累和激化中，為一線職工加薪由此成為避免矛盾激化的必須選擇。
　　蛋糕分切之極不合理早已固化，重新分切蛋糕頗為不易。理想化的辦法是進一步把蛋糕做大，這就要求大幅提升“中國制造”的贏利能力。可這又受到產品附加值提升非一日之功的困擾，而且還涉及政府的產業政策選擇、公共服務改進、市場秩序構建等一系列更為復雜的事項，短期內想明顯改觀很不現實。
　　既如是，要想突破一線職工相對和絕對收入越來越低的困境，眼下主要的路徑是政府讓利于民，或可稱“放水養魚”。具體而言，就是適度減免企業稅負，大幅削砍各項極不合理、不合法的行政性收費。減免稅的理路是，“棄舍部分、眼前小利，培育長遠大利”，砍費則須自我革“利”在前。
　　暫且不說“十二五”期間實施全民收入倍增計劃是否靠譜，單就眼下及今后數年每年為一線職工普遍加薪，現階段較現實的操作就是適度減免稅。就此，政府雖未明確表態，但社會則已形成廣泛共識和“壓力”，即把減免下來的稅作為一線職工加薪的來源。
　　國內企業所繳納的稅種非常繁雜，稅負沉重，行業之間和行業內企業的稅負又很不合理，決定了“稅轉薪”的操作仍面臨“內部不公平”的新風險，操作失當，將令舊矛盾未及化解而新矛盾平添。而一個更大的麻煩是，面對數以千萬計的中小企業，政府又何以保證減免下來的稅的確被企業用于為一線職工加薪？普遍監管顯然鞭長莫及。
　　相對而言，若采用“薪抵稅”這種逆向操作，政府面臨的道義風險和薪資被企業主截留的操作風險則相對較低。“薪抵稅”系按一定比例加薪在前，加薪支出從納稅額度中充抵。只是，“薪抵稅”也難以單刀突進，需要加速稅改為之配套，當下則須趕緊理順現有稅制的種種不合理。
　　相較于“薪抵稅”，操作相對容易的加薪套路是“薪抵費”。憑我們所知，中小企業對巧立名目的濫收費更為深惡痛絕。稅負重終究有形，“費患”則為無底洞。若能果斷采取“薪抵費”，可收一石三鳥之效：為一線職工加薪提供薪資來源；為以公平稅負為主旨的稅改提供操作時間；倒逼政府轉變職能，由收費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
　　未來加薪以何種操作思路為主,人們難下判斷，但思路卻決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