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生——尤其是中小學生——的書包之沉重是舉世聞名的。此前有媒體曾經調查，小學生的書包重量平均達到3.5公斤，初中生的書包平均重量達到5.5公斤。這重量已經超過了背包者體重的10%～15%。據研究表明，超過背包者體重的10%給身體造成的損害就會成倍增加。因此，理想的背包重量應當控制在背包者體重的10%以下。
　　為什么中國學生的書包會這么沉重？《經濟觀察報》最近的調查表明，書包的沉重，應試教育固然是一大推手，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經濟利益的考量。
　　據該報調查，書包內的資料，除了書本和文具外，其他的幾乎都是教輔材料。之所以有這么多的教輔材料，是因為它可以滿足很多人的利益需求，而不僅僅只是為了讓學生更好地學習。一個可供參考的數據是，作為安徽省最大的教輔材料代理商，安徽新華教育圖書發行有限公司在2006年、2007年、2008三年中，每年進校統一征訂教輔圖書的金額分別是3.18億元、5.10億元、7.40億元。值得注意的是，其進校統一征訂教輔圖書的比例從2006年的48.6%，上升到2008年的86.6%，換句話說，新華書店每年通過門市部零售圖書的比例越來越小，進校統一征訂的教輔圖書比例越來越大。
　　而另一個有關教輔圖書的數據是：中國的教材教輔圖書，總碼洋占整個出版碼洋的70%，教輔圖書在出版市場中的地位，可見一斑。因此，各家出版社千方百計想涌入這個市場分一杯羹。也正是考慮到這個因素，相關主管部門一直對這個領域保持著高度警覺，不時下發通知，明令禁止搭售教輔材料，以及強迫學生購買教輔材料等違規行為。
　　教輔圖書從出版到進入學生的書包要經過多少環節？一般而言，需要通過出版、審定、發行和進校等環節。在這個過程中，出版社要將5%的利潤交給圖書審定機構，從而獲得身份的合規；而圖書發行機構——也就是新華書店——在拿到50%的發行折扣之后，會分出大約25%左右的折扣利潤給各地市、縣區教育局及鄉鎮學校三級教育部門(地市約為5%，縣區約為5%，鄉鎮學校約為15%)，作為發行宣傳費，從而達到讓各級教育部門幫助其大力推廣統一進校征訂教輔材料的目的。正是在這個利益均沾的鏈條下，各種被國家明令禁止的教輔圖書，終于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學生的書包。
　　考察這個過程，我們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這個利益鏈條中的各個節點，都是屬于壟斷而非競爭的。如果考察其壟斷的原因，竟然發現這樣的制度設計是為了保護學生的利益：教輔材料之所以需要審定，是為了防止那些質量低劣的圖書流進校園；發行的唯一，是為了教材的質量。但事實是，正是因為這些壟斷，導致各式教輔材料能夠更加合法、更加便利地擠進孩子們的書包，讓學生們不堪重負。
　　于是在巨額利益面前，孩子們成了掙錢的道具。在教科書的發行過程中，那些書商和書店固然可惡，但為了分得一部分利潤的教師和學校也有自己的責任。他們不再是孩子利益的捍衛者，相反，學生數額的多少，反而成為其向新華書店談判的籌碼。在這個鏈條中，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了滿足，唯獨孩子的利益被出賣。
　　如何斬斷伸向孩子書包的黑手？我們經常做的是通過國家有關部門發文，希望通過各級政府的重視，來解決這個問題。但從過去的實踐來看，這個辦法并不管用。不管用的原因可能很多，一是主管部門沒有足夠人手來處理相關事務；二是很多部門本身也是這個制度的受益者——如前所述，教輔圖書能夠進入書包，不少教育行政部門功不可沒。若是這樣，你如何指望它能夠放下攫取利益之手呢？
　　在我們看來，市場化不妨是治理教輔市場亂象的一個手段。具體來說，大致需要以下幾個步驟：首先，嚴格審定環節。除了教材需要審定以外，所有的輔導用書都不得審定，同時廢除統一的教輔圖書征訂目錄。過去的經驗表明，審定并沒有對圖書的質量進行把關，卻憑空增加了一個尋租環節。其次，廢除統一發行。同理，統一發行并沒有解決發行過程中的亂象，相反，卻給圖書出版機構增添了很多費用，當然，最終的成本會在書的價格中得到體現，從而轉嫁給學生。最后，讓教師——尤其是任課教師成為教輔材料的推薦者。教師身處教學第一線，理應是最清楚學生需要的人；讓他們負起教師的職責，而不是由出版社和新華書店來推薦圖書。
  　當然，這個方案也有弊端，如廢除圖書市場中統一發行的局面可能會有難度，在近期甚至是斷不可行的。同時，我們還把過多的期望賦予了教師，事實上在很多情況下，教師也會由于利益之故，向學生推銷教輔材料。不過在我們看來，這可能是無奈也是監督成本較為低廉的方式：與其讓家長生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出版社、圖書審定委員會或者新華書店的悶氣，不如直接和老師聯系：家長和教師溝通，總比較容易吧？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