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如何正確對待流動人口始終是未決的問題。暫住證時代，未被取消的收容遣返條例大行其道，被當作處置流動人口的極端手段加以使用，制造出了諸如孫志剛那樣的慘劇。該法2003年廢止，城市主政者轉而尋求新的流動人口的管理辦法。一時間，被寄予管制厚望的居住證制度受到效仿。但受它背后的治理迷思所引導，居住證制度在一些地方正在演變為抬高城市藩籬的工具。
作為這種判斷的明確證據，剛剛結束公示的《昆明市居住證管理規定(草案)》中明示：任何單位不得使用和聘用無居住證的流動人口。若用工單位違反規定，將被處以最高5000元罰款。但草案同時規定，外國人、無國籍人和港澳臺居民不適用此規定。而在今年4月底，深圳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李銘強調，流動人口增長過快，“無業人員不清除，深圳治安永無寧日”。
這兩個城市展現的思路異曲同工，實質上都是要建立一種屏障，從而能夠將一些流動人口阻擋在城市外面。之所以在暫住證時代沒有采用這種模式，是因為那時的流動人口即便可以進入城市，但在收容遣返的名義下可被強制驅逐出去。因此，即使暫住證制度實際上廢弛，有關方面也不愿思量更周全的管理措施。如今，驅趕再無依據，主政者不約而同開始構筑“虛擬的防線”。
居住證制度推行以來，輿論贊賞它是化解戶籍改革僵局的折中通道。殊不知，城市管理者一直用復雜的心態對待居住證的兩類功能：一是社會管控，二是公共服務。公共服務被限定了苛刻的前提條件，享用起來相當困難。而隨著昆明等地的居住證制度浮出水面，人們不難發現，居住證的社會管控功能被強化到令人不安的程度。它極有可能成為城市自我設障的新制度。
對居住證制度過度利用的理據是重新拾起“流動人口威脅論”。在這種論調里，流動人口被渲染成城市治安的隱患。流動人口與城市犯罪之間的聯系被粗魯地斷定為因果關系。某些似是而非的論據有了市場，如：廣東七成重大案件為包括港澳臺的流動人口所為，深圳88%的看守所在押疑犯是第一次犯罪，等等。流動人口被污名化，甚至被故意暗示為城市不穩定的源頭。
流動人口威脅論帶來了兩種后果：其一是設置更加嚴苛的措施以抬升城市門檻。例如昆明設置了高企的居住證辦理資格。如此，城市的開放度和包容度急劇跌落，完全不忌諱它對國民權益的侵害。國民在城市中立足與發展的可能性大受打擊。其二，執法部門有了充足的擴權理由，如深圳計劃在三五年內再增5000名稅款供養的警力。
正像推廣居住證制度時暴露的弊端所印證的那樣，為了給更嚴密的社會管制提供借口，流動人口問題不斷地被偷換概念：先是被狹窄地詮釋為治安問題，進而又被狹隘地轉換成壓制思路，直到出臺各種傷及權利根本的具體措施。一些城市變相剝奪了原本就該給予的權益，流動人口成了二等公民。
居住證制度最該為流動人口安居樂業提供基礎保證，如果任憑它嫁接收容遣返思維的殘余暗流，只會令它的解釋權旁落，從而局限在狹隘的治安布局中不可自拔。有人認為，只要把小區變成鐵籠，就會滅罪。推而廣之的片面觀點是，打擊城市犯罪就該把城市封閉起來。從來不該忘記，流動人口威脅論曾經制造了野蠻的收容遣返制度，城市和國民不該再為此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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