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哪個時代像如今這樣熱衷于談論×0后的話題。以10年為界，人們將某個特定年齡段的人集納在一起，并試圖通過解讀這些群體的共同特征，進一步對其背后的社會文化現象進行深層解構。
    這種基調之下，各種針對×0后的調查便推陳出新——近日，共青團廣州市委對廣州不同階層的上世紀70、80、90年代出生的青年，做了一次生活態度大調查，內容包括工作觀、消費觀、愛情觀、公益觀四個方面。結果顯示，70后是職場拼命三郎，加班從不對老板“say no”；80后生存壓力最大，但也最追求享受；90后初吻發生在中學而初夜希望發生在結婚后……（5月4日《廣州日報》）

    “五四”青年節推出這樣具有強烈對比色彩的三代青年生活態度調查，雖為應景，但也頗有意味。調查對象雖然囊括70、80、90三代，但從新聞標題制作到內容解析，主角無疑還是歸屬70、80后，其中尤以80后為甚，這符合時下社會文化關注的趨勢——從文化、社會到政治權力場域，80后無疑都是最具話題紛爭的群體。這一現象雖耐人尋味，但也緊扣轉型時代的思維特征，人們的關注焦點顯然在于，是什么讓一群被稱為“垮掉的一代”的80后，開始真正進入社會有所擔當，開始真正為人生奮爭、為家庭獻力？他們有能力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嗎？
    “80后生存壓力最大”這樣的調查結果，或許一定程度回答了人們的上述疑問。80后代表人物韓寒就曾談論80后的壓力稱：“錢都讓50、60后掙去了，女人都讓70后泡去了，所以80后挺苦，社會壓力很大，房子又特別貴。80后才是房子真正的剛性需求者，因為娶老婆要買房。可能別人會說，覺得房子太貴了，再等一等。80后等不了，你一等，可能老婆就沒了，房子更漲了。所以說，80后壓力最大。”
    現實生活的壓力逼迫80后不得不立身社會，為自己的生活、家庭奮爭，這樣一幅青春向下的蝸居、蟻族圖景，大概正是社會外部因素，逼迫80后不得不早日立于社會的根本原因。更何況，已步入而立之年的80后，從年齡段來說也已步入對社會家庭必須承擔重任的成熟期，一切不過就如70后需承擔“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責任一般自然。
    成為社會中堅的命題，不過只是隨著年歲增長與社會轉型更替的必然結果。從某種程度來說，它與是否為×0后沒有必然聯系，人類社會幾千年的發展歷史就已經決定了，在體能、腦力上明顯占優的中青年群體，本就是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80后在10年前還是孩子，但在10年后卻已步入社會、立身家庭。從這個角度來說，過多人為劃分×0后的界限，進而探討群體差異、社會分層，有時候走的不過是在年齡上重復的路線。
    其實，此次調查與其說，是給人們提供了一個不同年齡段群體間的特征比較，毋寧說它更從一種前后矛盾的行為特征，反映出80后這一特殊群體面對社會轉型期的激烈抗爭與掙扎——這恐怕才是80后真正區別于70后、90后的特征。
    調查中，“80后生存壓力最大”，卻又不甘于陷入繁瑣沉重的工作中，70后固然是職場拼命三郎，但80后卻尤其抵觸加班，認為加班是效率低下的象征，也不是一種值得提倡的健康生活方式。盡管要負擔沉重的車貸、房貸，將來還會負擔小孩的費用，但80后卻又最追求享受，“當他們獲得一大筆獎金時，有57%的人會把獎金花在去一個向往已久的地方旅游。”這正是面對沉重的生活現實，80后試圖掌握自己的命運，進行獨立自我生活的某種抗爭。無論是抵觸加班，還是花獎金旅游，都并不是80后偷懶取巧、貪圖享受的象征，相反，它正體現出這個群體勇于追求自我正常工作、休息權利，實現自我生活理念的一種反抗，盡管這種抗爭很多時候顯得渺小。
    這種裹挾于社會發展潮流中痛苦的反抗，其實也是這個轉型時代衍生的必然思潮。與父輩糾纏于歷史、政治不同，80后作為在獨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一代，更具有獨立、自我的意識。但他們的出生、成長時間段卻又幾乎與整個社會轉型的陣痛相隨，從經濟開放到教育、醫療、就業、樓市的改革，80后在社會經濟由弱轉強的過程中，卻也負擔了與之相隨的完全市場化的教育、就業、醫療、住房等成本，并由此成為社會壓力最大的群體。從某種程度來說，巨大的生存壓力逼迫80后不得不早日立身于社會，對家庭有所擔當，但骨子里的獨立反抗精神，卻又驅使他們必須去做一些抗爭。
    這種反抗不僅體現在個人生活理念上，在很多社會公共事件中，這種獨立反抗、勇于擔當的精神依然清晰可見。盡管這種力量很多時候顯得那么微小，但很多時候，社會的改變正是從微弱的反抗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