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自2000年起，就是建設部選定的生活垃圾分類收集的試點城市。不過十年來幾無進展，客觀原因是，實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源頭減量等等，都是社會牽涉面很廣的工作，遇到很多困難。經查，《廣州日報》去年4月已有一篇報道，反映“廣州垃圾分類問題多多”。文中提到了廣州實施垃圾分類所遇到的困難，主要是三點：第一，垃圾分類強制性法規的缺失；第二，垃圾分類的投入存在嚴重不足；第三，居民的環保意識薄弱。
　　時隔一年后再來檢討，這三大問題解決了嗎？應該說，還沒有解決，但是，第一項和第三項，卻已經有了變化和改善。首先，在廣州市2010年度政府規章制定計劃中，共有13個正式項目和23個預備項目，正式項目中包括了《廣州市垃圾分類管理規定》。也就是說，如果能夠按照規劃完成立法進度，垃圾分類工作缺乏法規的局面將被扭轉。其次，經過半年來的關于垃圾問題的公眾討論，居民環保意識薄弱的狀況，也肯定有了改善。雖然暫時還沒有量化的指標來衡量，但是在政府“問計于民”的活動中可以看出，參與者的人數越來越多，積極性是非常明顯的。
　　剩下來的第二項，“垃圾分類的投入嚴重不足”，則基本上未見到顯著改善。當然也可能，政府已經緊急撥款，大手筆投入，只是信息不公開，做好事不留名，所以大家不知道。如果排除這種可能性，那么，廣州開展垃圾分類工作，現在最缺的就是公共財政的充足投入。
　　垃圾分類方面缺乏預算、捉襟見肘，而那邊廂，垃圾焚燒方面則預算充足、財大氣粗。兩相比較，十分刺眼。
　　從各類公開報道中得知，廣州市政府通過BOT的形式，將廣州市未來25年的生活垃圾處理終端特許經營權給予了廣日集團。2007年10月19日，廣日集團與丹麥巴威偉倫公司簽訂技術轉讓協議，以9.7億元引進垃圾焚燒技術。對于在BOT模式下經營的廣日集團來說，垃圾處理費補貼與上網電價收入，將構成利潤的主要來源。假如一噸垃圾的處理費補貼為140元，而根據廣州市政府通報，目前廣州全市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為1.2萬噸，照此計算，政府每天付給廣日集團垃圾處理費補貼168萬元，全年累計超過6億元，25年共計為150億元。
　  往前追溯至2005年，媒體報道，投資達3.2億元的廣州市李坑生活垃圾綜合處理工程項目特許經營服務合同簽約儀式在花園酒店舉行。據稱，至2010年，廣州市將共投資50億元建成七大生活垃圾終處理設施。
    另外，在“問計于民”的網絡討論中，有些帖子提到，李坑垃圾焚燒廠一期和二期還是全球“清潔發展機制”(CDM )的交易項目，分別獲得幾千萬美元的收入，“經濟效益十分顯著”。
　  這里要討論的不是具體數字和具體計算，只是說明，在垃圾焚燒方面，多年來確實在謀劃一個“戰略部署”，其中牽涉到百億元以上級別的市場盈利前景，以及相應規模的公共財政預算的支持。而從這樣的比較中，不得不問，關于垃圾分類的公共預算和財政投入又在哪里呢？
　　我們知道，官僚主義的弊病之一，是喜歡說籠統的套話，比如，堅定不移推進這個，同時堅定不移推進那個之類。老百姓個個耳朵聽出老繭，實在不愛聽，也聽不懂。到底怎樣才是堅定不移？哪個堅定不移更加堅定不移？要破除這種官僚主義，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讓人民知道預算。預算就是議程表，預算就是政府重視什么、不重視什么的真實記錄。
　　美國國會討論醫療衛生改革，要表決兩次。一次表決改革方案本身，緊接著就表決預算。學習這種先進經驗，我們也應該問，在政府的議程中，垃圾分類工作比垃圾焚燒是更重、并重，還是為輔？更重的話，預算是多少？并重或為輔的話，預算又分別是多少？
　　當年關于李坑垃圾焚燒項目的媒體報道是這樣描述的：項目預計投資3.2億元，在國內率先引進法國的垃圾分揀設備與厭氧消化技術和新西蘭沼氣發電工藝和設備，由前處理、生化處理、肥料、沼氣發電上網等分系統構成。生活垃圾通過破袋、各類分選等手段，分類成可生物降解有機物、可回收物以及少量殘渣。對選出的可回收物，如塑料、橡膠(資訊,行情)、紙張、金屬和玻璃等直接出售給物資回收部門利用；對殘渣進行填埋處置；對可生物降解有機物進行厭氧發酵，在微生物作用下，有機物經過厭氧發酵生成沼氣和具有良好穩定性的腐殖土；沼氣用來供工藝用熱和發電，腐殖土作為有機肥料。
　　因此還要問，相關的財政支出，是否都用在了媒體所描述的這些方面？如果是，為什么還會有“投入嚴重不足”的困惑？如果不是，那么錢都用在什么地方了？
　　希望即將召開的廣州“兩會”，將這些問題作為重大問題而討論，并監督政府，為加快做好垃圾分類工作，制定合理的公共預算。

(作者系中山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