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醫改，不但涉及到美國也涉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不但涉及到醫療改革本身也涉及到美國一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模式。結果重要，改革過程更重要。美國要厘清既得利益集團，中國也面臨這一問題。
　　從社會和經濟發展模式來看，社會中心位置是“人”還是“利潤”，將決定這個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將向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和軌道發展。首先，美國醫改舉世矚目也好或者世紀改革也好，它的歷史性的意義不亞于林肯在美廢除農奴制度。如果說美國林肯當時在將近200年之前，廢除農奴制度則預示著社會的平等，那么現在奧巴馬的醫療改革是預示著，美國在全民醫改的問題上，它的經濟發展模式將發生變化。
　　我們知道在全世界，一種是自由資本主義的模式，一種是社會福利國家。在整個市場經濟的范圍之內，前者就是美國的模式，它是以自由經濟為絕對的主導，它的經濟競爭力是第一的，但是它的人民的福利是第二的，而歐洲則正好相反。這兩種經濟模式，當然各有它的優點和缺點。就美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而言（香港也屬于此模式），由于國家的福利負擔不是很重，所以它的經濟競爭力往往是第一的。而歐洲的經濟發展模式，雖然說人民能夠享受它的尊嚴和保障，但是它的經濟競爭力往往是第二的。兩種社會，同屬市場經濟下兩種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但它背后的哲學和理念是完全不同的。
　　在以包括美國和中國香港為代表的自由經濟模式中，核心不是人而是利潤，社會發展模式和社會經濟等一切都是圍繞這個核心，只要是能賺錢一切都是好的。但是相反，在歐洲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當中，整個中心的哲學不是利潤而是人。
　　當然，從本意上說，市場經濟首先應該把“市場”作為原始驅動力。中國改革開放30年，如果當年沒有首先驅動私有經濟、民營經濟，乃至1992年之后以市場為主導那種經濟發展模式的話，不可能實現如此大的原始財富積累過程。
　　市場化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市場化的中心和哲學—“利潤”是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的核心，“人”在邊緣。根本問題在于探討，人活著是為了工作，還是工作本身是為了人？生活為工作，還是工作為生活？不言而喻。
　　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化顯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尤其涉及到一系列國計民生的問題，比如說兩會代表、老百姓都在討論的“三座大山”問題，教育、醫療、住房，包括貧富不均的問題，是不可能完全用市場化解決的。所以我個人感覺到，中國30年改革開放，一方面在前半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遇到一個根本的理念、方向和哲學問題。
　　我們要走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經濟路徑，忽略人存在的那種社會發展模式，還是相對來說，更要融合一些歐洲的社會發展模式。當然在過去十幾年過程當中，由于中國的財富比較少，我們不可能完全按照歐洲的市場經濟模式來進行。但到今天中國外匯儲備已經成為全世界第一的時候，其實我們真的應該考慮一下“人”的因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