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沈陽森林野生動物園三個月內連續餓死11頭東北虎的事件，震驚了世人，也引發了人們對野生動物園是不是保存瀕危動物的恰當方式這一問題的思考；餓死老虎的直接原因，是以觀賞門票為主要收入的商業模式無法維系，該動物園多年來處于勉強維持的虧損狀態，加上去年因老虎傷人被封園整頓，終于撐不下去，斷了動物口糧。
　　人們或許還記得，幾年前桂林熊虎山莊也曾面臨類似的困境，在歷經十幾年努力并投入4億多元資金后，山莊在老虎繁育上獲得了巨大成功，老虎數量達到1000多頭，并以每年一兩百的速度增加；但與老虎一起增長的卻是虧損，門票收入只夠買飼料，無法維持運營，死老虎不能出售，相反還要承擔每年十幾萬的冷藏費；如今，那里的眾多老虎正被關在棚屋里茍延殘喘。
　　在繁育上獲得巨大成功的投資者，所收獲的卻注定是巨虧甚至破產，這不得不讓人懷疑，目前的瀕危動物保護體系，在激勵機制上出了大問題；保護野生動物的立法努力，最初所指向的是捕獵行為，但后來人們逐漸意識到，只要對野生動物制品的巨大需求依然存在，就難以阻止獵手們鋌而走險；制品禁售法律的主旨，在于通過切斷野生制品的流通鏈，來遏制消費者對供方的激勵。
　　然而，禁售法是否有助于其立法本意——即最大程度的保存瀕危物種的野生種群——的實現，卻并非無須論證；通過制品禁售來保護乃至擴大野生種群，暗設了一個前提：野生種群的數量是外生給定的，并且是進入消費市場的動物制品的唯一來源，因而流入消費市場的數量越多，野外保存的數量便越少。
　　這樣，在設計激勵機制時，所需考慮的市場只有一個：對來自野生種群的動物及其制品的供給和需求；在此考慮之下，最優選擇便是：從供給、需求、流通三個方面施加最大的打擊，以便消滅這個市場，最終關閉野生種群向消費市場的溢出。
　　然而這里存在兩個問題：首先，滿足消費需求的動物制品未必來自野生種群，也可來自人工養殖，因而，消費需求究竟激勵了更多狩獵，還是激勵了更多養殖，取決于供給成本；不同物種的成本曲線也是不同的；抓到瀕危稀有動物原本就很困難，而禁獵法又大幅抬高了其成本，因而養殖成本遠低于狩獵成本是完全可能的，越是稀有物種，這種可能性越大；若人工養殖能將市場價格壓低到令商業捕獵完全無利可圖，那么，禁售法便是不必要的。
　　其次，野生種群的供給數量，并不是由自然條件和物種稟賦單方面給定的，也與人類行為密切相關，人類對土地的使用狀況，極大的影響著野生物種的棲息地面積和質量，從而影響其種群數量和規模；實際上，與捕獵相比，棲息地消失是瀕危物種的更大威脅。
　　因此，若要全面考慮瀕危動物保護中的激勵機制，須辨識出兩個不同的市場：一個是上面所說的動物個體及其制品的終端消費市場，另一個是野生種群的市場，種群數量與規模，首先將由后一市場的供需狀況決定，然后再減去其中溢出到終端市場的數量。
　　如上所述，當養殖替代品不能排擠掉捕獵供給時，禁售法可以降低對捕獵的激勵；但人們時常忘記的是，它同時也降低了對保育和擴大野生種群的激勵；假設某個非洲、印尼或亞馬遜部落，其領地上生活著若干瀕危種群，禁售法固然可能降低他們的捕獵熱情，卻無法阻止他們將草原、森林和沼澤改造成農場、牧場和魚塘；由主權政府強行設立自然保護區，雖可緩解這種危機，但剝奪部落居民對土地的傳統權利和改善生活的愿望，在道德上卻是說不過去的。
　　來自消費市場的激勵，在棲息地究竟會誘發更多的濫捕，還是更多維護種群存續的熱情，取決于當地居民對激勵的反應是否長期化，而這又取決于其從野生種群中獲取的利益是否能長期化，換句話說，產權結構是否明確而穩定；若收益預期可長期穩定，竭澤而漁的濫捕便是不可取的，而部落居民在利益算計上并不比別人更傻。
　　多數瀕危物種的棲息地都位于遠離現代社會的部落區，所幸的是，傳統部落社會普遍擁有維護公共資源和抑制機會主義行為的制度基礎和相關的動員與約束機制，這一點在水源保護、祭祀、求雨和戰爭等公共事務上已有充分的體現；對于已將保護瀕危動物設為既定目標的主權立法者來說，重要的是要讓部落居民認識到，他們從野生種群的存續中，可以得到長期穩定和切實可見的利益，立法的作用應在于加強這種預期；顯然，禁售法與此背道而馳。
　　在辨明兩個市場及相應的激勵關系，并弄清各物種的瀕危程度、繁育難度和制品需求度之后，才可能針對不同物種制訂出合適的保護機制；像華南虎這樣極度瀕危而短期內無望恢復野生種群的物種，禁售毫無意義，鼓勵養殖以便為未來野化留種，才是可取之道。
　　對于野生種群仍然存在的瀕危物種，在定期種群調查的基礎上，動物保護組織可向當地部落發放獎金，政府則可發放出售相關制品的定額許可；而在終端市場上，借助類似純種馬的譜系跟蹤和動物身份認定技術，也可以設計出排除了捕獵激勵的交易市場；一旦良性激勵機制建立，消費者對虎骨虎皮等野生制品的乖僻需求，反而成了物種的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