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酒后駕車，酒精含量達到認定標準，就應該構成犯罪。”針對酒后駕車頻頻發(fā)生交通事故的社會現(xiàn)象，四川發(fā)現(xiàn)律師事務所李剛、羅毅兩位律師近日正式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在《刑法》中增加“飲酒、醉酒駕駛機動車罪”。
近段時間以來，因醉酒駕車而引發(fā)的重大交通事故頻頻進入公眾視野，江蘇南京等地也進行了針對酒后駕車的專項整治行動。以這樣的整治作為“善后”，是地方的慣常做法。然而，酒后駕車屢禁不止的根源，并不在缺乏專項整治，而在于中國現(xiàn)實生活中畸形的“酒文化”，以及法制領域內(nèi)的立法缺失與執(zhí)法不力。文化習慣的改變當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立法的推動，在很多時候都與由個案催生的輿論熱議緊密相關。律師上書禁酒后駕車，實系公民基于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而試圖對立法機關進行立法游說的一種方式，理應得到肯定和鼓勵。
現(xiàn)行立法確實存在對酒后駕車處罰力度不夠的情況。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在行政處罰上區(qū)分了飲酒駕車與醉酒駕車。對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處暫扣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機動車駕駛證，并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醉酒后駕駛機動車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處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暫扣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機動車駕駛證，并處五百元以上兩千元以下罰款。
這樣的區(qū)別對待應當說照顧了中國的國情。問題在于，對飲酒駕車的處罰極輕，實踐中這一條款也常常成為賴以徇私的“漏洞”。所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表現(xiàn)在處罰醉駕中，就可能是“醉酒化為飲酒，飲酒化為沒喝酒”。而依刑法的規(guī)定，只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發(fā)生重大交通事故，構成犯罪的，才能追究醉駕者的刑事責任——嚴格說來，這時醉駕者已成為肇事者。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過失犯罪”，除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以外，該罪的最高刑期只有七年。
上述“法網(wǎng)”的疏漏之處在于，對于那些醉駕者，只要還沒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就無需承擔刑事責任。醉酒者往往自信不會遇上交警，即便被查到了醉駕，在沒發(fā)生事故的情況下也不過是行政處罰。
但在犯罪理論上，醉駕實則是一種“危險犯”，而非“結果犯”。“危險犯”指的是，只要行為造成了法定的危險狀態(tài)，就構成犯罪既遂。這類犯罪不以造成實質(zhì)性的犯罪結果為標準，比如破壞交通設施罪，只要破壞行為足以使火車、汽車等交通工具傾覆、毀壞，就不論事實上有沒有人員傷亡，都是犯罪既遂。對醉駕而言，只要醉駕者開車上路，就有發(fā)生交通事故的危險，如果刑法不去處置這種危險，事故的發(fā)生就難以避免。一個醉駕者或能一次、兩次僥幸躲過事故，誰能保證他永遠都有這樣的幸運？
因此，在《刑法》中增加“飲酒、醉酒駕駛機動車罪”，有助于彌補現(xiàn)行立法對那些未造成事故的酒后駕車行為的刑事追責機制，進而更有效震懾和預防酒后駕車。
有市民擔憂此建議若能成為現(xiàn)實，執(zhí)法也會有不少問題。事實上，立法完善和執(zhí)法改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兩者本可齊頭并進。縱然“執(zhí)法不力”，也不能因此放棄修法上的努力。（作者系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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