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酒后駕車，酒精含量達到認定標準，就應該構成犯罪。”針對酒后駕車頻頻發生交通事故的社會現象，四川發現律師事務所李剛、羅毅兩位律師近日正式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在《刑法》中增加“飲酒、醉酒駕駛機動車罪”。
近段時間以來，因醉酒駕車而引發的重大交通事故頻頻進入公眾視野，江蘇南京等地也進行了針對酒后駕車的專項整治行動。以這樣的整治作為“善后”，是地方的慣常做法。然而，酒后駕車屢禁不止的根源，并不在缺乏專項整治，而在于中國現實生活中畸形的“酒文化”，以及法制領域內的立法缺失與執法不力。文化習慣的改變當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立法的推動，在很多時候都與由個案催生的輿論熱議緊密相關。律師上書禁酒后駕車，實系公民基于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而試圖對立法機關進行立法游說的一種方式，理應得到肯定和鼓勵。
現行立法確實存在對酒后駕車處罰力度不夠的情況。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在行政處罰上區分了飲酒駕車與醉酒駕車。對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處暫扣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機動車駕駛證，并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醉酒后駕駛機動車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處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暫扣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機動車駕駛證，并處五百元以上兩千元以下罰款。
這樣的區別對待應當說照顧了中國的國情。問題在于，對飲酒駕車的處罰極輕，實踐中這一條款也常常成為賴以徇私的“漏洞”。所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表現在處罰醉駕中，就可能是“醉酒化為飲酒，飲酒化為沒喝酒”。而依刑法的規定，只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的規定，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構成犯罪的，才能追究醉駕者的刑事責任——嚴格說來，這時醉駕者已成為肇事者。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過失犯罪”，除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以外，該罪的最高刑期只有七年。
上述“法網”的疏漏之處在于，對于那些醉駕者，只要還沒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就無需承擔刑事責任。醉酒者往往自信不會遇上交警，即便被查到了醉駕，在沒發生事故的情況下也不過是行政處罰。
但在犯罪理論上，醉駕實則是一種“危險犯”，而非“結果犯”�！拔ｋU犯”指的是，只要行為造成了法定的危險狀態，就構成犯罪既遂。這類犯罪不以造成實質性的犯罪結果為標準，比如破壞交通設施罪，只要破壞行為足以使火車、汽車等交通工具傾覆、毀壞，就不論事實上有沒有人員傷亡，都是犯罪既遂。對醉駕而言，只要醉駕者開車上路，就有發生交通事故的危險，如果刑法不去處置這種危險，事故的發生就難以避免。一個醉駕者或能一次、兩次僥幸躲過事故，誰能保證他永遠都有這樣的幸運？
因此，在《刑法》中增加“飲酒、醉酒駕駛機動車罪”，有助于彌補現行立法對那些未造成事故的酒后駕車行為的刑事追責機制，進而更有效震懾和預防酒后駕車。
有市民擔憂此建議若能成為現實，執法也會有不少問題。事實上，立法完善和執法改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兩者本可齊頭并進。縱然“執法不力”，也不能因此放棄修法上的努力。（作者系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