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今年高考前一天，教育部發出“五項禁令”——嚴禁高一、高二在校生參加高考；嚴禁利用無線通訊工具作弊；嚴禁組織或參與群體性舞弊；嚴禁由他人代替考試或代他人考試；嚴禁騙取高考報名資格參加考試——可是，超乎常人想象的考場作弊還是發生了。
據中國青年報6月10日報道，在吉林松原市，一種外地人聽不懂的“買場”作弊，在今年高考中瘋狂上演。所謂“買場”，就是花錢買通監考老師和同一考場的其他考生，抄襲他們的試卷。被收買的老師不但對考場上的不正常事態可以佯裝看不見，還可幫忙傳答案或者放風，以免被巡視員撞見。于是，令常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幕就在考場里悍然上演：一考生的考卷被后面一名考生搶走抄襲，以至于最后未能答完題，而且答題卡也被撕壞；一位監考老師給一個考生遞紙條，假裝掉在地上，“那個考生撿起來就抄”……
為什么教育部的禁令在當地失效？有人分析，當教育官員被買通，巡考被買通，監考被買通，同考場部分考生也被買通，禁令當然就是一紙空文。倘若不滿的家長和學生去告，接受告狀的當地教育部門會嚴肅查處嗎？再往上告，認真的上級部門會責成當地教育部門、公安、紀檢部門調查，而不認真的部門就可能一拖再拖。可就是責成調查，在官官相護、利益均沾的格局（當地考生考得好，升學率高，本身也是政績）之下，真相也難大白，考生的權益卻已受損。
據此，輿論的建議，普遍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加強《考試法》立法，通過立法，加大對作弊者的懲處力度，由此整頓考場秩序；二是調整考試組織，由當地組考、監考改為異地組考、監考，即由另一個地區的教育部門來安排考場、公安部門來維護考場秩序，另一個地區的老師來監考。這樣，買通官員、巡考、監考的可能性就減少。
可是，就如教育部的禁令難以落地一樣，嚴格執法同樣遭遇現實困境，執法的仍舊是當地公安、教育部門，而《義務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執法情況，早已有目共睹；對于異地組考、監考來說，起初一兩年可能會帶來考場風氣好轉，但由于各地官員的相互溝通、交流，有著共同的利益，作弊極有可能死灰復燃。
筆者并不看好《考試法》立法以及異地監考的提議對治理高考作弊能起到多大作用，也不相信對教育官員、監考老師進行師德師風教育，能讓他們增強嚴肅考場紀律的使命感和道德感。治理高考的作弊之風，還得從高考制度以及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革中，尋找答案。
當下“只看分數不看人”的高考錄取制度，以及大學極低的淘汰率，是考生和家長作弊的原始誘因。舉例來說，一個在中學各科成績總分只有200分的學生，經過考試作弊，獲得了500分以上的考分，按照當前的錄取制度，高校必定錄取，這名學生“考進”學校之后，通常情況下，會順利畢業，拿到文憑，并極有可能（在父母的幫助下）根據這一張文憑找到一個好工作。這樣的作弊，是不是收益極大？
反之，如果高校綜合評價一名考生的統一測試成績、中學學業成績、中學綜合表現，再輔以學校的面試考察進行錄取，考場的高分，就無法起到決定性作用，作弊的“收益”將大大減少；如果大學實行“嚴進嚴出”或“寬進嚴出”，那么，學生即便借助作弊進了學校大門，也將無法順利畢業，這樣的作弊還有多少價值？
這樣的改革建議，并不鮮見。但對于高校的自主招生，社會輿論更為擔憂腐敗與不公平。如果僅僅推進自主招生，結局可能確實如此：一個平時學業成績只有200分的學生，完全可以利用高中的推薦、大學的自主錄取，連作弊的風險也不承擔，就進入大學，并順利畢業。目前高校的自主招生，就是在其他改革沒有同步進行的情況下所推進的，錄取過程不公開、透明，由此遭遇空前的質疑。
這其實不是真正意義的自主招生。真正意義的高校自主招生，是現代大學制度中的一個環節，也就是說，自主招生的前提是高校必須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大學沒有行政級別，校長公開遴選，實行理事會決策，辦學具有很強的獨立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權益得到充分體現。這才有可能在招生和培養中，嚴格堅持教育標準。
所以，從根本上說，能否徹底治理高考作弊，取決于現代大學制度的構建。保留統一高考、集中錄取的制度，大學的自主權無法實施，高考作弊難以避免；推行高校自主招生，而沒有現代大學制度，更可能給權力尋租帶來更大的活動空間。
（作者系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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