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戶籍改革的政策一出，我就和自己的同事打賭說，不出兩天，上海的做法準要遭到媒體的批判。果不其然，這兩天的評論多以批評為主，但在我看來，這些批評者的批評意見，多數都是從抽象的道理出發，沒有考慮一項公共政策操作的復雜性。用民間的話來說，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筆者認為，上海市將居住證和戶籍制度建立制度上的聯系，本身是一個不小的進步。如果對比北京目前戶籍制度仍然是堅冰一塊，這一做法無疑應該得到積極的肯定，但現實的遭遇卻完全相反。北京當初推行居住證制度時，曾經承諾滿五年后可以轉戶口，但至今沒有兌現卻無人關注，上海制定一個透明的橋梁制度和程序，但因為不符合許多人的道德期待卻遭遇諸多批評，如此輿論風氣，不利于全社會的制度創新。更重要的是，許多批評即便在道理上也站不住腳。
　　中國的戶籍制度在過去的30年遵循著兩個方向進行改革：一方面，附加在戶籍上的人身限制性規定逐漸取消，對應的福利制度也在逐漸剝離；另一方面，戶籍的遷徙限制也在逐漸放松，除了少數幾個特大城市以外，其他地方的落戶限制目前已經基本取消。因此，今天的戶籍制度和30年前相比，早已經沒什么可比性。現在，戶口不再是旅行、工作、遷徙的障礙和前提，甚至也不再是加入所在地社會保障的前提，準確地講，現在戶口的作用其實僅限于一些大城市的“剩余福利”。因此，對于今天戶籍制度的討論和批評，更準確的范疇實際是不同城市的“剩余福利”究竟該不該設置門檻的問題，而不是什么遷徙自由的問題。許多批評者用上世紀的標準來批評今天的戶籍制度，這樣的批評很難令人信服。
　　對于少數特大城市的“剩余福利”，亦要區別看待。對于上海、北京等地的高考優待政策，無疑是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逐漸取消，但對于地方政府由于財力的區別，給予本地居民的一些其他福利，例如廉租房、低保等，對非戶籍人口進行一些門檻限制，在筆者看來，在現階段還是相當必要的。從各地方制度競爭的角度講，差異也是競爭的前提和結果，因此，有福利差別并不是完全的壞事。問題是，針對這些各地的福利差別，如果沒有門檻限制，必定會造成大批的“福利移民”。事實上，即便在美國歷史上，許多州亦對新移民享受本州的福利設定一定的等候期，由于本州的福利在財政上主要來源于本地納稅人的稅收，這樣的做法，也可以理解為對本地納稅人利益的保護，畢竟這些福利不是憑空產生的。不納稅不享受福利，至少在經濟學上體現了另外一種公平。每個人都可以享受福利的理想雖好，但作為一項公共政策，可能還要尊重現實，更不能輕易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去批判。可能有人會說，美國后來的聯邦法院裁定，各州制定新移民在享受福利方面的等待期，違反了“平等保護”的憲法原則而予以取消，但如果歷史地看待，這個過程也是在美國社會發展大致均衡的時候才“等到”了這項裁決，因此，這項憲法裁決也并沒有超越歷史。更需強調的是，美國聯邦政府在這一過程中，為減少各州的福利差異，付出了大筆的金錢，這也是等候期制度廢除的前提。總之，州政府不應該也無法成為單獨解決各地福利差別的主體。而這一點，恰恰是目前許多批評上海市戶籍改革政策的人沒有看到的。
　　圍繞上海戶籍改革的另一個爭議話題，是這樣的政策是不是一項傾向“精英人士”的政策？由于改革措施中為居轉戶設定了較高的門檻，因此看起來似乎只有所謂的“精英人士”才能通過這個狹窄的通道獲得上海人的身份，進而享受到上海市民的福利。在許多人看來，這的確不是一個符合道德標準的制度。但問題是，只要為享受福利設定進入門檻，就一定會有由高到低的排隊政策，不管你制定什么樣的游戲規則。如果戶籍完全和福利剝離，當然居住時限就應該成為唯一的條件，但如果戶籍還附加有地方稅收支持的福利，僅僅根據居住時限就能進入，這樣的制度就不一定完全公平。
　　面對今天中國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差異，地方政府在制定戶籍改革政策時，必須仔細權衡吸引人才和財政負擔之間的平衡，這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選擇。當然，具體到上海這次出臺的具體措施，筆者也并非完全贊同，比如每年10萬個配額到底有沒有進行過細致的市場調查？中級職稱的規定有沒有另外的替代性標準？但筆者想說的是，如果對這些具體的政策條款有異議，在技術層面進行討論，有助于改革的推進，而在道德層面上批判，卻對改革有害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