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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中新社報道，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在接受采訪時認為，每個國家必須大力發(fā)展國際貿易，實行或者實現(xiàn)商品的大流通。這樣，才能發(fā)揮各自國家的經濟特點，滿足消費者的商品需求。他特別強調，“中國不會實行Buy
China”。
毫無疑問，與美國國內近期熱議的“購買美國貨”(Buy
America)條款相比，這種表態(tài)非常理智。
簡單地看，中國在面臨外需不足的時刻，以政府最為駕輕就熟的行政力量優(yōu)先要求投資項目購買中國貨，從直線思維看，不僅符合“以近水解近渴”的原則，而且因極易和民族產業(yè)、國家利益、群眾就業(yè)等關鍵詞相聯(lián)系，頗有些天然正確的味道。一點也不奇怪，近期國內的保護主義觀點已有明顯重新抬頭跡象。不僅在理論界“先有保護、后有優(yōu)勢”的國家主義說法流行，輿論界也有以韓國人十年前所謂“身土不二”為典范的觀點，而在軟件行業(yè)，歷來有很強大的“政府采購僅限國貨”的呼聲。這種狂熱情緒亟待平復。
事實上，即使是美國819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中提到的Buy
America條款，也已在參議院表決時受到強烈質疑。不少有識之士即指出，此類條款是在“向自由貿易宣戰(zhàn)”，將對美國經濟以及全球經濟的復蘇帶來災難性影響。為何看似與愛國主義直接掛鉤的保護主義卻沒能獲得廣泛支持呢？
表面上，由于外需不足，一國的對外經濟部門才面臨普遍的產能過剩問題。如果在政府采購計劃中優(yōu)先使用國貨，將直接提振需求，幫助“民族產業(yè)”渡過難關。但在經驗上，如果一國直接重拾保護主義，必然立即引發(fā)其他國家對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趣。借用美參院辯論經濟刺激計劃修正案時共和黨參議院約翰·麥凱恩的話說，“上世紀30年代，美國國會曾采取將危機歸咎于國際貿易，并以提高進口關稅的辦法來應對，結果引發(fā)了國際貿易大戰(zhàn)，導致其他國家采取報復措施，紛紛提高關稅、限制貿易，使一場簡單的經濟衰退演變成現(xiàn)代歷史上最嚴重的大蕭條”。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就連奧巴馬本人都要撇清與該條款的關系，并反復強調，“美國不能發(fā)出保護主義信號”。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無疑是系列自由化乃至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最近十年內，中國完成了制造業(yè)的競爭優(yōu)勢確立；在最近二十年內，中國完成了外向型的增長方式確立；在最近三十年內，中國完成了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從這個角度出發(fā)，在全球經濟緊縮時期，中國不宜貿然采用“過河拆橋”策略。特別是在中國經濟自身也面臨結構調整壓力時，民族產業(yè)真正需要的是一個相對寬松的外部貿易環(huán)境，以時間換空間。因過度討好民間不理智情緒而觸發(fā)全球貿易戰(zhàn)的話，根本不利于中國國家利益。
有意思的是，一年前英國《金融時報》的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先生在其新書《全球化為什么可行》中對保護主義的反彈早有預見。他提示說，如果沒有全球化和自由貿易，貧富差距或許不像現(xiàn)在這么大，但因要素的價值不能得到充分發(fā)現(xiàn)，因此絕對貧困的人口將會遠遠超過目前水平。是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幫助了“把餅做大”，我們每個人都因此有更大概率分到更多。而如果任由保護主義縱橫，盡管地球村的居民們可能貌似人人平等，并且維持表面和睦地相處，但勢必都將處于忍饑挨餓的低水平均衡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