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大量農民工無工可做返鄉的現象，成都市出臺一項新政策，對三個月內還沒找到工作且家庭困難的成都戶籍返鄉農民工提供救助，他們將可享受最長6個月的失業救助。盡管按照如此嚴格的條件，能夠享受到這一失業救助的返鄉農民工不會有多少人，但從該政策中，起碼可以看到一種可取的政策取向：不把農民當成“農”民看，而當成一般國民看。

　　世界經濟顯然已經進入衰退周期，中國受此沖擊最大的，是沿海外向型企業，這些企業吸納了大量鄉村就業人口。權威數據顯示，已經有接近兩成、人數達到2000多萬的農民工，失去了在沿海或城鎮工商業領域的工作崗位。由于目前經濟還處在衰退的低谷，可以預料，今年上半年，還將有相當數量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倒閉，并將有相當規模的農民工失去工作崗位。
　　面對這種情形，有些人卻產生了一種武斷的看法：這些農民工反正在鄉村還有承包地，他們喪失工作崗位，可以回家種地，起碼有口飯吃。也因此，在統計失業數據的時候，根本不包括這部分就業者，相關的失業率數據向人們傳遞了誤導性信息。有些官員、媒體和權威“三農”問題專家還將這視為中國可以比其他國家更好應對經濟衰退的一大優勢。
　　這些專家似乎忘記了，這些農民流出鄉村進入沿海、城鎮的企業打工，完全是因為鄉村、農業領域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勞動力，他們只能通過外出打工獲得維持基本生存的收入。事實上，過去20多年，農民的家庭收入包括新增收入，主要依賴在外經商、打工的非農收入。
　　換言之，這些外出打工的農民對工薪收入的依賴，與城鎮普通工薪階層沒有多大區別。僅僅因為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他們無法獲得城鎮就業者的身份，無法在城鎮安家，所以，盡管他們在經濟上已經是城市人口，生活方式甚至也已經部分地城鎮化，卻依然保持了一個農民的法律身份。人們僅僅因為這一點，就想當然地指望他們可以像農民一樣應對工業、出口的衰退。
　　但事實是，喪失了在城鎮的工薪收入之后，他們幾乎很難在鄉村、在農業領域獲得替代性收入。他們和他們的家庭必然經歷財務困境，如果時間持續較長，他們就將經歷嚴重的貧困化過程。這種貧困化不僅體現在物質性收入的減少上，更體現在生活方式的不適應與心理感受的強烈落差上。他們可能已經習慣了城鎮的生活，陡然回到鄉村，會感受到一種強烈的主觀損失。這種主觀感受上的損失對人的精神狀態的負面影響，一點也不小于物質收入下降的損失。對于這一點，城市人口，包括政府決策者是不應該忽視的。
　　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成都市的做法是可取的。不管失業農民工從政府那里獲得的救助有多少，起碼政府開始承認，農民工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農民，農民工也有失業這回事。也就是說，很多人口，雖然在失業之后沒有聚集在城鎮，而是分散到了鄉村，但是，他們依然處于失業狀態。既然如此，政府就應當對他們承擔某種責任，如果政府對城鎮人口的失業者承擔了某種責任的話。
　　對于作為一個整體的政府來說，完成這一意識的轉型，畢竟是困難的，因為這意味著，政府要給自己的身上增加責任；然而，完成這一轉型，對于政府履行自己的正當責任，對于中國社會之平衡發展，具有決定意義。
　　長期以來，在眾多政策問題上農民與城市人口被區別性對待。比如長期以來，政府向全民收取稅款，卻主要在城市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的基礎設施明顯地落后于鄉村。理由似乎是農民可以自給自足。又比如，城鄉人口在國家福利上的差距極大，其理由似乎也是，農民可以靠土地為自己提供福利。凡此種種政策，導致城鄉差距過大，而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這一點，正是當代中國諸多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問題的根源所在。
　　解決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全社會、尤其是政府，實現意識的轉型。從政治上說，把農民首先當成與城市人口完全平等的國民來看待，消除一切法律上的歧視，尤其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從技術上說，專家與政府相關部門在考慮具體政策的時候，不應被“農民”這個已經十分模糊的概念所誤導。即便是沒有進城、長期生活在鄉村的人口，其收入也嚴重地依賴非農產業，更不要說“農民工”了。按照“農”民的身份、職業制定政策，必然會出現嚴重誤差。
　　歸根到底，農民不過就是暫時居住于鄉村的國民而已，他們不是注定了要永遠居住在鄉村，僅僅從事農業。那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就把他們當成同樣具有追求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愿望的一般國民對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