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在城市里生活多年，就像一棵樹，根系蔓延，枝條伸展，與這個城市也就發生了形形色色的關聯。有些關聯屬于生產生活必需的那一個層面，有些則屬于“非生活必需”的關聯。無論是哪一種關聯，都驗證著這個人和這個城市血脈相連的關系。不管這個人是不是叫農民工，也不管這個人所屬的群體是不是叫農民工群體。 

    他們進城的日子，可從上世紀80年代算起。盡管亦農亦工的身份未必清晰，盡管辛苦和委屈能夠裝上一籮筐，盡管大多數的日子其實還是忙碌得沒空思想，然而，這個群體畢竟也熟悉了城市的環境，認同了自己的處境，他們的生活實際上已經離不開城市。不僅僅是賺錢、養家、糊口，也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城市化問題。離開記憶中的村莊愈久，對于土地的“疏離感”愈強烈；進入現實中的城市時間越長，這個城市也就越來越帶有個體生命的痕跡。城市已經占據了他們的絕大多數時間，也承載了他們的幾乎所有夢想。說回去，就能回得去嗎？
    自己的事情、孩子的前途、人生最精華階段的想望，一個“失業”就能割斷嗎？城市的熱鬧和喧囂，城市的寬容和排斥，城市的生活樣態重新塑造的個人生活秩序，以及所有這些共同形成的裹挾力量，并不是輕易能夠割舍的。再說，那個遙遠的故鄉即便有意有心接納，那里能承載這些沉甸甸的力量嗎？
    故鄉，無論是面貌不改之古韻鄉村，還是正在變化之新農村，都已經很難回得去了。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師生春節前曾到貴州、湖南等地農村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出行交通不便、社會治安秩序欠佳、公共衛生服務缺失、商業環境落后等，使得在外務工的年輕人在老家農村感到了諸多不適應。故鄉，更多呈現在春運目的地、思鄉對應物的意義。（《第一財經日報》2月2日）
    這個“回不去”，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那里，同樣是沉甸甸的責任。經過測算出來的大約兩千萬失業農民工，即便返鄉了，也是呆不下的。春節剛過，他們便迅速返城了。因為，2008年,農民工資性收入所占比例第一次超過家庭經營性收入，占農民人均收入的50％左右。無論從哪一方面考量，兩千萬農民工都很難回到家鄉了。
    也因此，在國務院辦公廳去年下發的做好農民工工作的通知中，政策導向基本上還是立足于城市，在城市化過程中消化過剩的勞動力。農村，只是最后的保證溫飽的“低保”。新年開局，大家都捏著一把汗，那就是，希望不要出現“兩頭不著”的局面。一旦城市“呆不下”，而鄉村已然“回不去”，這些流動在城鄉之間的農民工將何去何從？不要忘記，兩千萬的數字不過是階段性估算，全國農民工確切數字則是1．37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