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有車族來說,國家從今年起施行的新收費政策至少算是一件令人省心的事情。按照財政部、國家發改委等五部門的聯合規定,從今年1月1日起,全國統一取消公路養路費等6種收費,有關費用被轉移到了燃油稅中統一收取。但近日天津的車主發現,國家規定取消的費用在該市還留有55元“尾巴”,政府未經任何形式告知,就以“貸款道路建設車輛通行費”的名義扣除車主的錢財。經調查發現,這一現象在上海和重慶等地也存在。

    正如公眾所質疑的說法,天津市的這種“通行費”至少存在如下不合理的地方:一是有平攤嫌疑,違反了公平原則,是對國家政策明令禁止分攤道路費精神的違反；二是有重復收費的嫌疑,因為燃油稅中包含了道路通行費；三是與國家出臺燃油稅的初衷——誰多使用道路誰多用油就多掏錢——形成了悖反；四是計費和收費、使用等信息不明,無法讓人信任。不管天津方面有多少理由來為這項收費進行搪塞,這一收費與國家政策改革方向相逆是毫無疑問的,同時,它也違反了《立法法》中關于征收公民財產權的立法規定,是對合法私有財產權的漠視和侵犯。
    從情理上來說,國家這次關于車輛收費改革的基本出發點,就是針對業已名目繁多且結構復雜的各類收費進行整頓和清理,使之規范化、合法化和簡單化。因此,包括養路費等費用都被壓縮到燃油稅當中來統一收取。而天津、上海、重慶等地對車主收取這些所謂通行費或城市道路費,其實還是沿用老思維,舍不得這一塊利益的丟失。
    從法律上來說,以發布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定等方式,來向各位車主收取錢財,這實際上是一種對不特定多數公民私有財產的征收。按照我國《憲法》、《物權法》和《立法法》的規定,這樣的征收,應當通過制訂法律的方式來確認。但問題是,盡管這種所謂“通行費”荒謬無疑,卻仍然能在當地“暢通無阻”,個中的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利用了手中的強制權,通過其他行政管理途徑來強制收取；二是對這種明顯不合情理和法律的規費,被征費對象尚難以依法進行對抗。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這類普遍征費行為不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因此,被征費對象告狀無門。
    我覺得,社會需要分兩步走,以阻止“通行費”的通行。第一步,通過當地人大代表出面,以批評、質詢等方式,向政府提出法定的質疑意見,要求有關部門依法撤銷這類政策。第二步,要修改行政訴訟制度,使這種涉及公民具體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能夠成為被訴的對象。在修改之前,有關部門可以對該法的限制訴訟條款作“限制性解釋”,使普遍征費這種既有抽象性又能直接影響公民財產權利的具體性行政行為,戴上“可訴”的標記。如果法院能夠判決“通行費”敗訴,我想,至少會增加某些機關隨意收費的成本,從而變得收斂起來。這或多或少也能保護一些公民的財產權利,維護中央改革政策的嚴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