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向城鄉低保對象等三類群體每人發放100元消費券之后，成都市再開全國先河。據新華社報道，從2009年1月4日起，成都市將向三類人群發放每人500元的就業培訓券，財政總投入達7500萬元，惠及15萬群眾。發放對象包括：市外返鄉農民工；2008屆以前未就業大中專畢業生；新增失業人員。

　　首先我舉雙手贊成成都市政府對低收入群體發放消費券的務實行動，這體現了幫助低收入人群安度經濟嚴冬的政府擔當；也有保留地贊成當地的培訓計劃。但我們不應該過于拔高其作用和意義。發放消費券不一定能夠刺激和擴大內需，政府就業培訓計劃也不一定能夠從根本上創造就業崗位、提高就業技能和就業率。就消費券而言，固然可以增加居民的“準現金”持有量，但在預期收入降低的情況下，人們會選擇將原來的自有現金轉入儲蓄。就培訓券而言，如果政府培訓計劃就能夠有效提高就業率，那么我們過去為延緩就業矛盾而不斷向后推遲就業的本科擴招、碩士研究生擴招、博士研究生擴招計劃就應該大獲成功，而不是出現一個“學歷越來越高，就業越來越難”的結果？
　　事實證明，就業和創業能力的提高，培訓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良好的創業和就業環境。一棵柔弱小草可以在溫暖濕潤的氣候下活得多姿多彩生機盎然，反之，一棵參天大樹也不可能在沙漠環境里長得蓊郁蔥蘢！
　　而良好的創業環境，最需要的不是政府像一個家長似的事必躬親做“加法”。政府投入無論是用于公共建設、發放消費券還是用于失業人員培訓，都有可能比私人投資更為低效。比如，消費券會不會該發的沒發到，不該發的卻發了？定向的培訓券會不會導致培訓機構與政府官員之間的尋租現象？等等。
　　如果說政府做“加法”某種程度上是在自我擴權，做“減法”就是在自我限權。政府權力與民間權利此消彼長，甚至形成“倍乘效應”——政府權力削減一分，民間的自由、權利和經濟增長、就業率提高就有可能增十分！反之亦然。
　　顯然，類似的減法需要一做再做：減稅，大規模減稅和減少行政開支；減少不必要的管制；降低和減少民營企業融資環節中“信用過度”的高門檻；鼓勵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發展壯大，等等。它們不僅是金融危機下解決就業、擴大內需的當務之急，也是告別“權力市場經濟”、“特權市場經濟”、“官商市場經濟”，向更為自由、平等、公正的“充分市場經濟”轉型的基本制度基礎。
　　為什么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地企業紛紛“不務正業”奮不顧身地跳進樓市股市？為什么民營企業融資那么難？為什么各地出租車罷運不斷、黑車像野草一樣瘋長？為什么城管與小販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其中，必有體制、機制等創業環境上的原因，需要我們反思、總結和改進。
　　這一切，都需要我們進行制度上的充分反思和“撥亂反正”。此外，包括行業標準、市場準入等等，都應該充分尊重經濟生活中的自發秩序。像義烏當年的小商品市場，像今天遍地的“山寨產品”，都是市場自發秩序的結果。我們既要最大限度保證食品、藥品等的產品安全，又要最大限度保護市場的自發秩序，政府應該警惕和防范、打擊的是借行業標準實施市場壟斷行為，讓各類經濟主體自由、平等地生長和競爭；而不是反過來，政府制定的行業標準和準入門檻反而成為行政壟斷和變相行政壟斷的無情毒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