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溫州市發改委數據，溫州今年第一季度ＧＤＰ增長在浙江省各市排名中位于倒數第二位，這也是溫州１９９１年１７年以來增幅最低的一個階段。在溫州大學商學院院長李志國看來，這和溫州模式有很大關系。雖然溫州在過去創造了一系列奇跡，但在溫州模式的背后存在著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在經濟快速發展中被掩蓋了，卻在２００８年內外經濟矛盾交織的背景下突顯出來。

　  ２００８年上半年，溫州有近２０％的中小企業處于停工或半停工狀態，６萬企業命懸一線。整個上半年，溫州的生產總值增幅首次低于全國平均增速，創下１９９１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工業總產值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幅在浙江省更是雙雙處于末位。這意味著，溫州模式的神奇效應似乎已經山窮水盡，曾經被奉為經典的溫州模式也開始遭受質疑。
　　眾所周知，溫州模式在中國改革發展史上已經成為一個經典。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溫州人抓住改革開放這一難得的發展機遇，開始發展各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小作坊、小店面、小工廠。特別是溫州的打火機、皮鞋、服裝、眼鏡、低壓電器等輕工產品制造業，都很快繁榮起來，產品銷往全國各地，有的還出口到國外。
　　然而，溫州的產業結構主要是以商代工，過去一直是兩頭在外，拿到訂單進行生產，再把產品銷售出去。在過去，原材料價格低廉，溫州大量的農民加入家庭工業的隊伍，勞務成本也低。時至今日，溫州的３０萬家企業，絕大部分是低、散、小，而稱得上規模企業的只有六七家。照這樣的路子走下去，溫州企業前景堪憂。
　　人們注意到，作為浙江省距長三角中心上海最偏遠的城市，溫州在招商引資方面卻遠不如杭州、寧波、紹興、臺州等地區。當地政府或企業認為，不缺少資金的溫州沒有必要引進外資，而資本本身就帶有擴張性，溫州資金的大量外流是正常現象。也正因此，溫州不論從政府還是到企業，對于招商引資都沒有興趣，甚至沒有類似“招商局”的部門，只有一個被閑置的“開放辦”。這似乎暴露出了溫州人的人性弱點，他們寧愿在其中互相拼殺，也不愿意嘗試引進內資或外資。在溫州，溫州人與外地人仿佛有些“格格不入”，他們一般會排斥外地人進入溫州辦企業，即使當地企業，老板一般也不會啟用外地人擔任中高層職務，只要在溫州企業呆過的外地人，相信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過“傷害”，因為得不到與溫州人同樣的地位。
　　溫州模式這一次的危機不是產品質量，也不全是因為金融危機的傳導，而是許多企業沒有品牌、同行之間價格血拼，導致溫州產品的利潤空間越來越窄，甚至只能依靠外貿的差價存活。溫州經濟為典型的“老百姓經濟”，民營企業發展具備很強的自由性，政府的管理調控作用比較弱，民營企業難以成規模、上檔次，這樣，很不利于企業參與國際化、大規模的經濟競爭。
　　現在，溫州經濟發展的相對滯后引發了人們對溫州模式的又一次關注，不同的是，這次不是學習溫州經驗，而是提出了溫州模式是否已走到盡頭的疑問。其實，早在２００３年４月，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就在杭州舉行的一次專家論壇上指出，溫州模式在推動中國民營經濟發展方面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任何一種模式都有它產生的時代背景和局限性，因此，溫州模式不能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上，而應有所創新，有所突破，才有新的生命力。
　　分析人士指出，２０％的溫州中小企業停工或半停工僅僅是企業為生存采取的措施，并不意味著２０％的企業倒閉。這樣的困境不僅僅溫州有，全國其他勞動密集型產業集中的區域一樣存在。實際上，溫州模式正面臨一個產業升級換代的門檻。現在像溫州這樣的市場化領先地區，當改革深入到體制內階段時，變遷已經不可能自動完成，它需要政府采取主動。
　　由于歷史條件已發生變化，因而溫州模式的許多弊端逐漸暴露了出來，但溫州模式不一定已走到盡頭，它需要新的更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發展模式，溫州模式，或者說溫州人應不斷超越自我。溫州要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渡過難關，謀得發展空間，政府、企業都必須下大力氣抓好兩個創新，即技術創新和體制創新，只有這樣，溫州模式的未來才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