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飽受塞車之苦的北京市民，筆者深知“尾號限行”乃是市政府在巨大的治理壓力下不得已的政策選擇。但毋庸諱言的是，這一政策選擇的合法性不足。

    公共道路屬于典型的公共物品。這一屬性決定了對公共道路的使用許可，法律上一般不加數量限制，一切符合條件的車輛均有權利上路行駛。但另一方面，公共道路又是一種特殊的公共產品，在消費者達到一定多數的條件下，就會出現消費上的競爭性，新增的消費者將明顯降低其他消費者的效用。這時，就有必要通過一定措施來控制這種公共產品的消費數量。
    盡管如此，政府的管理卻絕不能以剝奪公民對車輛正常使用的權利為條件。很明顯，政府實施機動車行駛許可的權限只在于審查車輛是否符合安全、環保等行駛條件，而不是劃定車輛的使用時間和使用范圍。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各大城市治理道路擁堵的措施或者是提高車輛的使用成本，即收取高額稅費和昂貴的停車費，或者是控制車輛牌照的發放數量，卻鮮有如北京市一般直接限定車輛的使用時間。這就好比，人們都有上公園的權利。可一旦公園里游人如織、摩肩接踵，旅游者便會興味索然，導致公共產品效用降低。因此，在特定時期如“十一”黃金周期間，為了控制參觀人數，政府可以批準提高景區票價，或限制每日所售門票數量。但很難想象會按照身份證尾號限制一部分人不能在某一天上公園、逛景點。一句話，政府可以在必要時提高人們行使權利的成本，但不應剝奪人們行使權利的機會。
    當然，私車使用權作為一種財產性權利，也絕非絲毫不能被觸動。在足夠重大和迫切的公共利益面前，在保障人權底線的前提下，對私權的克減理應被人們接受和容忍。但其采用決不能逾越法治的原則，必須受到權限、條件、程序和程度上的規制。盡管道路擁堵已成北京痼疾，但“尾號限行”作為對公民私有財產在使用上的限制，在我國目前卻無明確的法律依據可供政府援用。盡管《憲法》、《物權法》、《突發事件應對法》等等都對私有財產的征用及其補償作出了規定，但有關私有財產權利限制的規定，卻遲遲付諸闕如。
    而被媒體廣泛援引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條也絕非“尾號限行”的合法依據。此條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根據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體情況，可以對機動車、非機動車、行人采取疏導、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遇有大型群眾性活動、大范圍施工等情況，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或者作出與公眾的道路交通活動直接有關的決定，應當提前向社會公告。”顯而易見，此規定授權的是交警部門遇有非常狀況和特殊需要時得以采取臨時交通管制措施，奧運期間的“單雙號限行”在合法性上之所以沒有爭議，依據正在此處。而后奧運時期的“尾號限行”卻無法以此為據。即使國家意圖出臺此類規定，由于對私有財產使用權的限制在效果上類似于財產征用，依《立法法》所劃定之立法權限，也必須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或授權國務院出臺行政法規，而不是地方政府的一紙《通告》可以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