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剛過，單雙號限行要不要長期執行的問題就成為北京的熱點問題。反對的聲音說：單雙號限行侵犯了車主的“財產權”，認為它涉嫌“多數人暴力”，人們擁有汽車并自由行駛，是人的基本權利，剝奪了這種權利，實際上就損毀了民主社會的基石。類似的反對意見，正是對公民進行“物權再啟蒙”的一個絕好機會。

    任何人的財產和其他自由，都應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和權利為前提。如旅美學者薛涌所說：單雙號限行，所涉及的并不是車主的物權，而是公共資源的分享。不是沒收車主的車，而是限制車主使用公路等公共設施的權利（9月2日《中國青年報》）。也可以換個角度說，就是有車族在使用汽車這一私有物權過程中，過分擠占了無車族的清潔空氣、公路等公有物權�，F在，在常年交通擁堵和汽車尾氣污染的擠壓下，無車族被迫站出來主張自己對公路、清潔空氣等“公有物權”的平等分配權。
    從這個角度看，人們主張自己的公有物權，不僅可以要求政府施以單雙號限行政策，還可以要求在擁堵地區收取排污費（稅）、擁堵稅等等，也可以主張通過人口數量比例占有道路資源。比如，三分之二的人都是通過公交出行，那就可以要求全市三分之二的道路都是公交專用道。
    此外，私有財產權還應該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公共利益。比如，不管是在土地國有制、集體所有制還是完全私有制國家和地區，尤其是在傳統的農業地區，都要對一些基本農田限制其“農轉非”？你可以自由轉讓，可以抵押，可以買賣，但是，往往都有一個前置性條件：不管產權如何自由轉移，它的使用性質不能改變，只能種糧食，不能搞房地產和工業開發。按理說，土地不管是用來種糧，還是用于房地產抑或是工業開發，它們都既沒有“負的外部性”，也不占用別人的公共資源，卻為什么要嚴格限制其用途呢？這樣限制用途，不是嚴重妨礙了土地擁有者從土地上的“產出”進而損害其財產權利嗎？那是因為，還有更大的公共利益、更本質的公民權利要保障，這就是公民獲得糧食保證的生存權。
    民以食為天，以此類推，公民不受污染的健康權，清潔的空氣、干凈的水等等，這樣一些觸及生命本質的權利，毫無疑問是一種前置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