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奧運會未完，故事便跟了上來。在北京奧運會閉幕前一天，8月23日，北京機動車單雙號限行問題就被提了出來。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副局長王立表示，很多市民通過郵件和其他方式向交管部門反映，單雙號限行很好，建議長期堅持下去，對此政府部門沒有定論，不妨在一定程度展開大討論，也可以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

　　實行單雙號的利弊不必多說。討論中反對繼續實行單雙號的有幾條理由：放開油價比單雙號限行有效，實行單雙號將激發社會新一輪買車高潮，汽車的閑置和停車位的占用都會增加——這些也都是實話。
　　但是，實行單雙號，核心問題是侵害公眾財產使用權。對此事，政府有權決策嗎？
　　比如，官員說了，“不妨在一定程度展開大討論”，這“一定程度大討論”是多大的程度？一個座談會還是全民公決？是千張問卷還是百萬人調查？就算搞了這個活動，這又算個什么程序？這個活動的結果有多大的法律效應？而政府參考活動進而作出決策，又有什么法律依據？
　　在舉行奧運會前實行臨時單雙號限行措施，雖然沒有進行“一定程度大討論”，但北京市政府是考慮到車主的權利問題的，政府決定減征3個月的車船使用稅和養路費，約13億元。這是一大進步。而今，臨時措施要改成規則了，事情就起了質的變化。
　　臨時單雙號限行，屬于特殊時期政府的“征用”，雖然缺少一定程序，公眾也理解并接受了。而一旦形成規定，則是公眾的財產使用權受到了侵害，這就不是政府所能決策的了。
　　車主買車時，遵守相關法規并交納政府稅費，車主合法擁有了汽車的所有權和每天開車的使用權——這意味著車主的權利受法律保護，并與政府簽訂了契約，政府有責任和義務管理并保護車主的權利。突然，政府決策了，政府撕毀契約了，政府不認法律了，政府剝奪車主一半的汽車使用權了——政府咋就這么大權力？
　　政府也可以開始實行單雙號，但要在法律修改之后，經過符合法律程序的人大的“一定程度大討論”。而即便法律修改了，還有個“法律不溯既往”的問題——政府只能對法律生效后新置車輛實行單雙號。
　　而“法律不朔既往”的概念，長久以來并沒有成為執政理念。
　　1999年有報紙講了趙旭買車的故事，正是這樣一個注解。趙旭在1998年夏天買了一輛7成新的吉普車，車一到手便動手翻修，光亮照人。正美著呢，年底北京市出臺了新規定，吉普車在早上7點到11點，下午4點到7點，只能走二環三環輔路。接下來更麻煩了，又出了新規定，1998年之后買的車要有停車泊位證明，這又是一筆花費。趙旭狠心想把車賣了，但車價一下子掉了好幾千元，只好咬牙忍了。
　　剛咬住牙，1999年又來新的環保達標規定了。趙旭趕緊清理化油器、換火花塞、換三濾、調怠速，趕緊地達了標。但事沒完——才忙活完，又有了新規定：自4月1日起，吉普車須持證進入三環行駛，且每3個月測一次尾氣，辦一次通行證。這下沒脾氣了，趙旭最后一次給愛車洗澡打蠟，永別了。
　　趙旭真是個好孩子，“所有的問題都自己扛”。環保大家都贊成，但買車的時候官員沒有告訴他，吉普車要受這么多限制，而這些限制是官員事后改了主意，找后賬，法律政策規定堂而皇之要溯既往，由此造成的個人財產損失誰賠？趙旭沒有苛求政府應該做點什么，而是急國家所急，以己之力擴大內需再買一輛達標車——就不怕過些日子又不達標了？
　　改革開放30年，主要就兩條，一是將選擇權還給公眾，種田打工寫字跳舞或者靠存款吃利息，隨便；二是逐步建立起保護公眾財產的法律體系，經過多年磨礪，《物權法》終于開始實施了。但《物權法》的要義還遠沒有深入人心，特別是“官”心，否則官員就不會動不動就要決策了。
　　又想起房子。曾有人提出每戶人家只能擁有一套房子。多虧官員沒有出來“決策”，如何決策？政府如何掏得起錢？百姓將超過一套的房子交給政府，按市場現價還是按當年購置價？裝修成本應該補償吧？預交的70年的土地使用費等稅費得還給房主吧？利息怎么辦？房貸如何處理？一團亂麻，雞飛狗跳。
　　最重要的，一旦真地實行一戶一房，大家首先懷疑的是改革開放。
　　可以想見，如果在北京對單雙號和一戶一房展開“一定程度大討論”，反對者可能占優，因為北京人多有房有車。如果這個討論放在偏遠城市，或許贊成者居多。
　　這就形成了所謂“多數人的暴政”，并狠狠地嘲笑了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