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市發布2008年企業工資指導線，基準線為11.5％，并突破性地把下線從往年的“零增長或負增長”改為“增長3．5％”，但可惜這樣的政策不具有強制性飛馳的CPI至今不見剎車的跡象。今年1月份CPI同比上漲7．1％，創1997年以來月度新高；今年2月CPI沖至8.7％，3月、4月、5月CPI分別同比上漲8．3％、8.5％和7.7％…
…

    今年2月，清華大學企業戰略與政策系主任魏杰說，“高價格時代”可能已經到來，我們希望把物價打下去，比如說像十幾年前的狀況，實際上已經不可能了，因為能源和原材料根本不夠了。
    在全球鋼鐵、石油、糧食等生產資料大幅漲價的大背景下，要想保持生活水平，我們還能做什么呢？恐怕只有增加收入一種方式了。
    6月10日，面對當前物價上漲較快的問題，北京市勞動保障局發布了北京市2008年企業工資指導線，基準線為11.5％，并突破性地把企業工資指導線的下線從往年的“零增長或負增長”，改為“增長3．5％”。這意味著，北京市勞動保障局建議在京企業今年至少為員工漲3．5％的工資。
    這下可好了——該指導線如果在全國推廣，各大企事業單位要能按照基準線給員工漲工資，那大家的工資增幅至少跑過CPI了，即使按照下線增長3．5％，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不少人的生活壓力。
    遺憾的是，作為國家對企業工資分配進行宏觀調控的一種形式，目前工資指導線只具有指導作用，尚不具備強制力——最后漲不漲工資，還得看企業的臉色，特別對于私營企業，工資增長和漲幅更難以得到有效保障。
    現實中，對于工資標準，政府真正有強制力的措施，僅限于最低工資標準。
    不久前，深圳決定從今年7月1日起，上調2008年全市最低工資標準，特區內比上年增長17.6％，特區外增長20％。今年3月底，上海決定把最低月工資標準從840元調整到960元，一舉漲了14.2％。從最低工資標準上漲幅度來看，超出了CPI上漲幅度。
    現在，要想讓工資真正“跑贏CPI”，我們可以依賴的路徑之一就是提高勞動者議價能力，落實工資共決機制。
    目前，我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勞動關系的形成，具有明顯的個別勞動關系的特征，多數勞動者都是以個人身份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在這種現實條件下，交易雙方的談判地位過于懸殊，用人單位處于事實上的壟斷地位，勞動者缺乏議價能力和談判能力，有時明知于己不利，也只能是“要么接受，要么走人”，這為日后的勞動爭議和糾紛埋下不少隱患。
    有專家指出，從中國實際出發，發展和諧勞動關系，應主要加強我國勞動關系三方協調機制當中最薄弱環節，也就是勞動者一方的談判地位和議價能力，使其基本上具有與有關各方公平對話、平等簽約的地位和能力。為此，需要聯系中國實際切實加強集體合同、集體談判和工會等幾個具體方面的制度建設。其中，有關工會職能的轉變、工會維權機制的創新、勞工組織自治和社會行動的方式，及其外部環境條件的配套建設，是當務之急、重中之重。
    如果不加強議價主角——員工的議價能力，政府提出的工資指導線很可能成為鏡中花，水中月。
    我國自1995年正式開始依法推行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2000年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2003年底頒發《集體合同規定》。據統計，截至2007年9月底，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開展了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簽訂工資集體協議的企業，已從2001年的2萬家，發展到2006年的52.6萬家，覆蓋職工3714.6萬人。并提出各地工會在企業規模較小、工會不能單獨進行工資集體協商的地區，著重抓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在同行業企業較多的地區，著重抓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
    從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集體合同（集體協商）制度、集體談判制度、工會制度、員工參與等制度安排也著實發揮著實際作用，并行之有效。
    但是，工資集體協商，是指職工代表與企業代表依法就企業內部工資分配制度、工資分配形式、工資收入水平進行平等協商，并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工資協議的一種制度安排。也就是說，要實行工資集體協商，還得依托于職工代表或工會。問題是，現在的職工代表或工會有多少在真正發揮作用？
    今年3月，全國總工會基層組織建設部部長郭穩才透露，全國民營企業組建工會的比例是69％，這幾年取得了很大成績。但這僅僅是一個比例，在工資談判方面，當下工會還不能切實維護工會成員的根本利益，這是一個急迫的現實課題。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王石曾指出，有對立面，互相制約，企業才能發展，因為非常明確，你的企業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什么？最終目的，你是要讓社會，包括你雇用的員工，包括消費者，包括政府，包括社會上間接有關的這些利益團體，大家一塊來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