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烈地震襲擊汶川，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F在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來評估這次汶川地震的經濟損失？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重建災區的家園？
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關于災害經濟的討論以來，災害經濟學開始逐漸影響國家決策。1976年美國出版的《自然災害風險評價與減災政策》，運用經濟學理論對災害影響、減災費用和效益作了詳細探討。而1980年的《美國防洪減災總報告》也包括了減災政策的效用分析等內容。印度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的《貧困與饑荒》則是“災害經濟學”的經典著作。他以巴基斯坦、印度和埃塞俄比亞等國家的大饑荒為例，用權利的方法揭示了貧困的根本原因。此外，這一次汶川地震，我就發現，有學者試圖用《大壩經濟學》的觀點來影響政府的救災措施。
如何用“災害經濟學”指導災后重建？哈爾濱商業大學的田立教授就提出了一個不錯的想法，認為可以將各種自然災害以指數的形式表達，并針對這些指數進行期貨方式的交易。此種做法的最大意義就在于，在人類的科技水平還沒有達到預報災害，或者直接抗拒災害的程度之前，運用金融學手段把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控制在最低程度，并利用這些衍生手段為經濟服務，為社會造福。
古往今來，各種災害都是一種客觀的自然、社會現象，總體上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災害的損失卻可以降低。在股票、金融市場上，為了規避風險，投資者一般都會采取“投資組合”的方式，將風險不等的股票按照一定的比例組合購買。災害經濟學，作為一門“負向經濟學”，研究的是“負”的經濟效益，本質就是一個規避風險的過程。在我們這么一個大國，災害一般都有一定的區域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不同的地理位置上符合一定的正態分布。這種組合規律告訴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建立災害基金的方式，來分散災害風險。
其次，對災害的歷史性考察表明，災害經濟自身有著明顯的周期發展特色，其軌跡為：在災變→大損失→大治理→減災能力提高→災害減少→損失減少→少投入→防災能力下降→大災變。災害的周期規律告訴我們，害與利可以互變。在這次震災中，溫總理多次強調多難興邦，道理也在于此。以地震為例，世界上還沒有過大于8.9級的地震紀錄，震災也有臨界點。四川屬于環太平洋地震帶，是亞歐板塊和印度洋板塊碰撞、嚙合的地方。因此，四川應該設防，我們也要吸取教訓，充分利用害利互變的規律，讓汶川大地震成為一部真正的教科書。
災害是宏觀的，會對全國乃至全球的經濟產生連鎖效應，但是，災害又是微觀的，有其具體的承受體，比如企業、家庭和各種社會組織。這些微觀的經濟體通過自身的具體行為，又決定和影響著宏觀經濟這個整體。固然，我們要從宏觀層面建立一整套預災、減災體系，但企業、家庭和社會組織也應該充分考慮微觀的減災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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